三是落實國家政策的減利讓利。中央企業堅決執行國家降電價、降氣價、降路費、降房租、降資費等有關政策,降低社會用戶各類成本超過450億。比如說電網企業落實降低大工業和一般工商業電價的政策,每度電減了3.3分錢,向超過5000萬的企業用戶降費大概200個億。石油石化企業下調非居民用氣價格,平均降價每方0.3元,讓利75個億。電信企業累計為約16億人次提供緩停機服務,為290萬醫護和防疫工作人員提供免停機服務,對中小微企業、互聯網專線、企業寬帶在疫情期間執行減免政策,讓利150個億等。
四是抗疫防疫的成本也影響了企業效益的增長。疫情期間,中央企業煤、電、油、運、糧以及通信等企業全力以赴做到基礎保障不間斷,承擔醫療防護物資生產任務的企業轉產擴產,航空物流等企業不計成本保運輸,建築企業不惜代價搶建專門醫院和方艙醫院,很多中央企業也都派醫療隊馳援湖北。受疫情影響,人工、材料、物流等成本大幅度增加。一季度,中央企業百元收入支付的成本費用同比上升2.4元。
彭華崗指出,一季度,中央企業的經營結果應該說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響,效益下降也是做好疫情防控必須承受的代價。
特別強調的是,隨著國內經濟運行逐步趨於正常,社會生產生活秩序加快恢復,中央企業經濟運行已經出現了積極向好的跡象。比如,一季度中央企業原油、原煤產量保持正增長,建築企業新簽合同額同比增長3.7%,其中境外同比增長18%。3月份火電企業發電量、水運企業貨物總周轉均已經恢復到上年同期水平。特別是4月份以來,成品油日均銷量、鋼材日均銷量均已經接近去年的正常水平,售電量比去年同期已經略有增長。國資委和中央企業正在共同研究,積極落實有效措施,克服困難,千方百計挽回損失,努力實現更好的工作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