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外交官》雜誌4月14日報道，新加坡的外籍勞工並不像其他旅客一樣在“大流行”期間返回母國。其中原因之一是在新加坡工作必須背負的債務。孟加拉國外籍勞工抵達新加坡後，需為其第一份工作支付高達17000新元（約合人民幣84704元）的中介費用，需要一到兩年的時間才可能還清。另一項原因則是母國家庭對外勞匯款的依賴。
批評聲指出，新加坡早在2月份就發現少數外籍工人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但並未採取足夠措施阻止疫情暴發。新加坡人力資源部長楊莉明說，4月初疫情開始變得嚴重時，儘管宿舍始終存在著傳染病毒危險，但“與我們自己的家沒什麼不同”。官方還強調，在外勞宿舍暴發疫情前，他們就做了預防措施，將宿舍公共空間關閉，並將外勞的用餐和娛樂時間錯開安排。
《經濟學人》11日報道指出，7日開始的“封鎖令”對大多數新加坡人而言不算嚴格，他們仍可以外出購物，鍛煉身體。但對35萬外籍勞工而言，因宿舍暴發疫情，許多人不得不在宿舍內隔離兩周，生活於逼仄的空間，同時承擔交叉感染的風險。
國際特赦組織的新加坡研究員霍華德（Rachel Chhoa－Howard）表示，過度擁擠的宿舍比居家住房更加危險，尤其是在大流行期間。她說：“（官方）可能未能及早考慮到這一點，這可能導致了感染率上升。”
《金融時報》報道指出，與新加坡類似，中國台灣地區也有著數量可觀的外籍勞工，但並未與新加坡一樣暴發疫情。2月底，台灣方面發現一位外籍護工確診感染後，便加強了對宿舍的檢查，為外勞提供信息通報會，並勸阻他們舉行大型聚會。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18日報道稱，新加坡較為寬鬆的抗疫策略只有在成功阻止海外輸入病例與迅速處理潛在病例的情況下才可行。一旦此類措施失敗，病毒在本土社會內“人傳人”的速度要遠遠比嚴格實行封鎖與社會隔離措施的地方要快。
新加坡抗疫策略“聞風而動”
確診數字激增迫使新加坡採取新的政策。此前，新加坡採取了積極檢測、命令感染者自我隔離並對密切接觸者保持追蹤的策略，被認為取得了成功。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即使疫情暴發，新加坡的超市、巴刹（街市）、小販中心、餐館、公交和銀行等場所仍照常營業，建築工地也照常運轉，這些行業均雇傭了數量可觀的外籍勞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