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大流行對目前國際規則的影響預期並不明確，究竟是否會顯著增強或削弱國際貿易規則、國際主權規則、國際軍事規則、國際人權規則、國際氣候規則、國際難民規則等主導性規則，都無法得到明確的答案。如果僅從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業分工（產業鏈）而言，疫情大流行是否會導致產業鏈分工出現根本斷裂趨勢還是重組趨勢，曾經高歌猛進的全球化是否根本逆轉還是疫情本身凸顯了全球化內在動力逐漸積累的趨勢預期？在疫情大流行這只黑天鵝所造成的眾多風險還沒有完全展示之前，上述國際規則的演變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
從維護現有國際規則運行的國際力量框架而言，以WHO和聯合國安理會等國際組織在協調和規範全球抗疫進程中的眾多亂象，顯得極為無能為力或滯後虛弱。此次沙特主辦的G20首腦特別峰會對促進國際抗疫合作和協調疫情造成的經濟金融風險的政策協作上，象徵性作用大於實質性意義。各個國家由於國內政治經濟情況的差異，相互的利益和政策具有內在的衝突和矛盾，導致難有真正的切實性全球合作響應。作為自詡為現行國際秩序天然維護者的美國，特朗普政府顯示了無法抑制的推卸全球領導責任的偏好和民粹主義的作風。實事求是而言，中國尚缺乏承擔全球抗疫合作和帶頭協調宏觀經濟政策的主導能力，應更多聚焦於實施力所能及的國際援助。
第三，如果把大變局理解為國家之間的關係變化，那麼此次疫情大流行造成的最引人注目的後果是，顯著加劇了中美之間由於經貿摩擦、科技脫鈎所積累的矛盾，增加了雙方意識形態和根本制度層面的對立。特朗普和美國其他政府高官和議員甩鍋中國，肆意指責中國隱瞞疫情，並將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和政治體制，這種矛盾對立有從官方層面蔓延到社會層面的風險，大大增加了兩國人民之間的不信任，降低了相互好感度。可以說，中國越是抗疫成功，越是盡快復工復產，美國當局將越是具有將中國作為自己抗疫不力的外部替罪羊的動機。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疫情大流行可能確認了中美之間的冷戰局面。
第四，如果把大變局理解為國家內部變革趨勢，那麼疫情凸顯和加劇了各國內部的固有隱形和顯性壓力和裂痕，包括價值觀衝突、公眾溝通中的信息披露壓力、責任歸屬訴求、大眾政治動員的信任建設、公共政策上的優先利益排序等等。正如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薛靜所指出，全球疫情大流行揭示了各國內部的不安全感及國家發展改革方向上的迷茫感，當下可以說是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幾百年間最迷茫的年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