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對於歐洲國家的醫療外交
正當各國在努力應對新冠肺炎危機時，部分國家呼籲減少貿易並提高保護主義，協助抵抗此種流行性疾病。顯然的，這是從疫情所建構的想像危機，利用民族主義提高國家對內與對外的管制措施。實際上，目前的危機正需要全球合作以及貨物的自由流動，特別是醫療資源。
中國大陸則是藉由國家形象重新建構民族主義，北京主要的做法即是透過對於歐洲國家的“醫療災難外交”，特別是義大利等國，展現中國大陸作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防疫重要合作夥伴。
義大利為歐洲南部的半島國家，從地中海到歐洲內部成為具有地緣戰略優勢的國家。義大利北與法國、瑞士、奧地利和斯洛維尼亞(Slovenia)等國接壤，梵蒂岡和聖馬力諾(San Marino)為境內兩個獨立國家。阿爾卑斯山成為義國與其鄰國之間的天然屏障，它還擁有地中海最大的兩個島嶼，西西里島(Sicily)和薩丁尼亞島(Sardinia)。義大利的首都羅馬曾經是羅馬帝國的核心中樞，羅馬帝國曾經統治歐洲、北非與黎凡特(Levant)的大部分地區。於是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的政策下，義大利成為北京在歐洲的突破點。
2019年，義大利與中國大陸簽署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諒解備忘錄，讓義大利成為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參與G-7的工業國。義大利則希望藉由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合作來促進國內內需的增長。此外，義國政府也藉此對歐盟展現，可以不依靠補貼政策來證明該國的獨立性，並在歐盟架構內能有更多的行動自由。
前義大利副總理、聯盟黨主席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則反對與中國大陸簽署的協議。最終，義大利與其他未簽署合同的國家（例如法國）相比，簽署諒解備忘錄並未給義大利帶來更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合約。
而到了2020年3月，義大利面臨極其嚴重的新冠病毒危機。原本3月初之際，義國政府透過歐盟公民保護機制(EU Civil Protection Mechanism)向歐盟尋求協助，卻未獲得歐盟回應，此外，法國與德國還禁止出口口罩。然而，中國大陸卻回應義國政府物資請求，向羅馬運載30噸的監護病房設備、醫療防護物品、抗病毒藥劑等醫療用品，義國外交部部長迪·馬約(Luigi Di Maio)在其Facebook頁面發布一段運輸機抵達義國的影片。
對於中國來說，這是一次資訊和公共外交的勝利。當義國需要救助時，北京被描繪成是義大利的救世主。儘管隨後德國承諾向義大利提供口罩，但義國媒體輿論已轉向，認為歐盟拋棄義大利，而中國大陸卻解救義大利。儘管該項物資為中國大陸與義大利的紅十字會協議所運送。按照不同國家紅十字會各機構間之慣例，中國紅十字會在一個月前就向義大利紅十字會(Italian Red Cross)尋求幫助，當時義國向武漢運送18噸物資。
除3月12日降落在羅馬的第一批醫療物資外，中國還於3月18日對於米蘭(Milan)運送第二批物資。這是由包括浙江在內的中國各省所出資，由於中國大陸在義大利擁有龐大的移民社區，中國大陸的企業也捐助義國其他地區和城鎮。由於這一系列的宣傳活動，相較於地緣上鄰近國家的舉措，讓中國大陸暫時擺脫新冠肺炎流行病的起源，以及後來隱瞞疫情的指謫，被形容為在需要時刻可提供實際協助的國家。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義國總理孔蒂(Giuseppe Conte)的電話討論提到，提議結合現有的一帶一路，啟動新的“健康絲綢之路”(Health Silk Road)。在此一倡議下，大國大多願意藉鑑成功開展抗擊病毒的經驗教訓，與世界各地的國家分享。而鑑於新冠肺炎可能在全球流行一段時間，或再度發生，各國或者會對此感興趣。許多義國民眾認為，中國防範疫情的模式可能是一種較為有效的系統，在緊急情況下可挽救生命並減少經濟損失。
除義大利外，中國也對於日本、伊朗、巴基斯坦與歐盟等82個國家和世衛組織、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提供援助，包括檢測試劑、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物資。這些醫療物資的品質迭有爭議，但是，指控是否合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國家與該國民眾如何看待中國大陸的作為。因此，習近平才會說，團結合作乃是面對公共衛生最為有效的政策。於是，在貿易戰與民族主義紛擾的時期，援助與合作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有效工具。
四、美國與中國“疫情合作”的可能性
新冠肺炎所帶來的衝擊，可將其視為新型態的“災難”。這樣的災難，已影響許多國家的政治與社會、國家間關係乃至於全球的政治與經濟活動。在疫情發生期間，部分國家可以比其他國家快速回復正常經濟與政治活動，而部分國家則面臨更為嚴峻的社會和政治危機。
其實，早在1851年，第一屆國際衛生會議(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的代表集聚巴黎，討論對19世紀上半葉席捲歐洲大陸的霍亂聯合應對措施，當時已成為國際外交的主題。然而，在20世紀，如何控制國際間軍事衝突乃至於核武戰爭的重要性，取代控制潛在的大流行病毒。即使在冷戰時期，美國與前蘇聯也曾努力為民眾接種天花疫苗，這為公共衛生合作提供先例。
由此可見，災難的發生往往會改變現有國家之間的關係與運作規範，或有機會暫時改變彼此之間的敵對關係，為在災難過後改變敵對狀態形成與建構合作基礎。即便暫時終止國家之間的敵對狀態，也有助於國家之間在面對共同的環境與災難威脅時，重新建構一個可以合作的關係，進而形成新的互動模式。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已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即以公開、透明方式行事，包括對於世界衛生組織與美國通報疫情。此外，中國也分享病毒的基因組測序結果，以及分享疫情的控制與治療經驗，也提供有需要的國家相關醫療資源與物資。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更呼籲，“中美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關係合作”。
美國內部也有類似的呼籲。萊斯(Susan Rice)與哈德利(Stephen Hadley)曾經分別擔任美國歐巴馬總統與小布希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以及川普的前國家情報總監科茨(Dan Coats)、小布希時期的國土安全部部長謝爾托夫(Michael Chertoff)、柯林頓總統時期的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與歐巴馬任內的國防部部長海格(Chuck Hagel)等人，都呼籲擱置分歧共同抵抗疫情。於是，一場新冠肺炎讓美國內部無論是共和黨或民主黨，建立不同於川普總統的“想像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的基本價值是疫情合作取代川普的“操作對立的選戰語言”。
進一步來說，美國與中國間的災難醫療合作領域，可以包括以下數項，緊急措施與公民往返問題、未來新興疫情的感染控制、醫療衛生人員培訓、醫療用品之生產與疫苗研發、流行病防範之組織與機制、管理疫情對於國內經濟影響等，以及強調在美國與中國間之戰略與經濟對話(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當中醫療合作的重要性。
面對如新冠肺炎等新興疾病問題，國家“高築牆”的防疫策略雖能暫時解決疫情危機，但很明顯的全球共同面對這類新興疫情的國際合作，各國無法獨自應對全球疾病的擴散與其經濟後果。倘若一個國家能夠有效控制該流行性疾病，而鄰近國家卻失敗，除非持續管制國界，否則該流行病仍會再度發生。此外，全球貿易與金融市場則進一步需要採取一致性行動，穩定全球經濟與市場。在未來的數周到數個月當中，是否與如何做到這一點將持續受到關注。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5月號，總第26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