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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茂鬆（圖片來源：網絡） |
中評社北京4月30日電／環球時報今天發表謝茂鬆的文章說，在抗擊疫情過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一種現象，中國政府非常重視在此期間落實幹部責任制，一批在疫情防控一線工作踏實、表現突出的幹部獲得表彰和提拔。同時，也有不少幹部因防控失位、作風漂浮、失職瀆職受到嚴厲問責。相比較而言，西方一些政客儘管在疫情初期馬虎大意，疫情中期防控不力，卻極少有人為此承擔責任，甚至還能誇誇其談，仿佛責任都是別的黨派或者別的國家的，功勞都是自己的。
這種現象背後，反映出中西方對於政府官員責任、觀念的差異。
一是中西方政治文明形態差異。起源於“兩希文明”的西方文明早期政治形態是城邦政治，屬於小國政治。治理小國具備一般的法律、規則就大體足夠，並不要求治理者有極高的政治能力。中國則是大國政治，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管理國家的是非世襲的士大夫官僚，即“設官分職，任賢使能”。士從最廣大的農民中產生，通過科舉考試入仕，代表著天下百姓的整體利益，與“士農工商”四民社會的關係是“理一分殊”的關係。
士追求“內聖外王”之道，對於政治德性、政治能力有極高要求，這也是大國政治的必然。明末大儒王船山將“善”詮釋為“處焉而宜”，指把事情辦得適宜，這是強調政治的“善”一定要從行為結果來看。相應地，民眾對於士大夫官僚政治則寄予信任。政治是中國社會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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