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選擇休假的“媽媽職場人”找不到照顧孩子的替補，所以並不能及時回到工作崗位上。當越多女性職場人選擇休假後，韓國企業不僅會有更大可能性在遇到危機時先解雇女性職員，還會在將來雇傭女性時產生更多顧慮。韓國政府想要通過實施相關政策去幫助疫情中陷入困境的“父母”職場人，卻忽略了可能讓女性職場人在將來面臨更大的危機的風險。
1997年和2008年經濟危機中的韓國職場女性
在1997年金融危機中，即使韓國女性失業率暴增，女性失業也並沒有被韓國當作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當時大家都將被解雇的丈夫／父親稱為“低下頭的爸爸”，以家長自居的韓國男性對彼此惺惺相惜，但是女性失業卻被視為“正好可以回家做家務”。
在就業市場低迷的情況下，大家普遍認為“男性都沒有工作，何況女性”，韓國公司也就能理所當然地雇傭更多男性、解雇更多女性。根據韓國國家統計廳2000年公布的數據來看，1997年後，韓國女性非正式職工＊的比例上升到了69%。女性職場人中有三分之二是非正式職工，女性非正式職工的比例是男性的1.7倍（41%）。經濟危機過後，韓國女性職場人優先被公司裁員，很多女性因為沒有選擇而回到了收入低且不穩定的工作崗位上。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韓國女性就業的情況又如何呢？2008年12月韓國的就業人數明顯減少，就業危機從那時才真正開始。與2008年同月相比，2009年4月男性被裁掉了1.7萬人，而女性被裁掉了17.4萬人。韓國勞動研究所研究員尹在英博士發表的研究報告表明，在2009年上半年，男性和女性的工作者人數均少於2008年同月，其中女性工作者的比例下降了75%，失業總人數中的75%也為女性。三十多歲的韓國女性成為最不受勞動力市場歡迎的群體，她們作為全職媽媽去做家務勞動和養育子女，卻被納入非經濟活動人口，並且被排除在諸如“促進青年實習／就業項目”之類的政府政策之外。
2008年經濟危機發生後，韓國政府的失業政策和就業政策與1997年經濟危機時的政策沒有什麼不同，他們根本沒有考慮到職場中的性別歧視，讓女性為社會體系的崩潰去兜底。當時，婦女的失業問題並未被韓國公開討論，大部分媒體的一貫沉默可以被看作是社會對女性職場人的悄悄殺戮。
社會結構性問題及缺席的政策
儘管後來很多人意識到了在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期間，韓國的就業危機主要是由女性來承擔了後果，但是基於性別的就業和失業措施卻施展得很緩慢。此外，朴槿惠政權為了實現競選時承諾的70%的就業率，出台了相關政策擴大了小時工的比例。同時，韓國政府和公司都以女性不是“養家糊口的人”為借口，將既需要照顧孩子和賺錢的女性排擠到小時工＊崗位上，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女性非正式職工數量的增加。
截至2019年，女性小時工總共為197.1萬名，每4名女性勞動者中就有1名為小時工，女性非正式職工中的53.6%為小時工。女性非正式職工中有一半以上為小時工意味著什麼？由於小時工的工作非常不穩定，也沒有相應政策去專門保障小時工的權益，她們常常處於社會安全網的盲點上。此社會結構性問題長時間被韓國社會忽視，社保等基本保障都無法獲得的女性小時工被逐漸幽靈化。
針對“媽媽職場人”的就業問題，韓國政府實施的政策也遠遠不夠。韓國育兒政策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員提到，“疫情發生之後，越來越多公司開始實行彈性工作制，很多員工也申請了休假，這其中‘媽媽員工’申請彈性工作或休假的比率比其他群體要高。特別是，申請無薪休假的女性工作者顯著增加。為了防止由於長期的無薪休假而導致的就業焦慮，需要政府出台相應針對性政策。隨著疫情的延長，人們擔心由於需要在家照顧孩子而失去工作，政府應制定更多育兒相關的就業政策，以防止需要撫養孩子的職場人失業。”
＊韓國企業有兩種類型的員工，分別為正式職工和非正式職工。正式與非正式職工的區別為勞動合同期限，正式職工簽署的是無限期勞動合同，非正式職工簽署的是限期勞動合同。非正式職工包括全日制工作者、臨時工、小時工等。根據韓國《勞動基準法》，非正式職工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超過兩年時，限期勞動合同將自動轉化為無限期勞動合同；公司必須為每周工作時間超過15小時且工作超過一個月的勞動者購買韓國四大社會保險（醫療／失業／工傷／養老保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