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跟上、適應時代發展，扎實履行法律監督職責
努力做優刑事檢察。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奇跡，更保持社會長期穩定。1999年至2019年，檢察機關起訴嚴重暴力犯罪從16萬餘人降至6萬人，年均下降4.8%；被判處三年以上刑罰的占比從45.4%降至21.3%。與此同時，從嚴規範經濟社會管理秩序，新類型犯罪增多，“醉駕”取代盜竊成為刑事追訴第一犯罪，擾亂市場秩序犯罪增長19.4倍，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增長34.6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增長56.6倍。嚴重暴力犯罪及重刑率下降，反映了社會治安形勢持續好轉，人民群眾收獲實實在在的安全感；新型危害經濟社會管理秩序犯罪上升，表明社會治理進入新階段，人民群眾對社會發展內涵有新期待。刑事犯罪從立法規範到司法追訴發生深刻變化，刑事檢察理念和政策必須適應、跟進。秉持客觀公正立場。檢察官依法履行指控證明犯罪主導責任，既是犯罪追訴者又是無辜保護者。對不構成犯罪或證據不足不批捕、不起訴的，較5年前分別上升62.8%和74.6%。全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刑事訴訟法確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要求檢察機關以在案事實、證據促進犯罪嫌疑人自願認罪、認同量刑建議，同時聽取律師意見、細致做好被害人工作，辦案難度倍增、檢察責任更重。最高人民檢察院大力推進落實。去年12月適用率達83.1%，一審服判率高出其他案件10.9個百分點，有力促進了矛盾化解、社會和諧。
努力做強民事檢察。注重精准監督。辦好對經濟社會發展有引領價值的典型案件，發揮對類案的指導作用。大力整治虛假訴訟。紹興檢察機關發現一當事人頻繁起訴，同一法院為此作出生效裁判50件。涉案借條中出借人姓名空白、無利息約定，無支付憑證，被告亦缺席庭審，實為“套路貸”團夥為獲取非法利益打“假官司”。隨即監督撤銷原判、將涉黑線索移送公安機關，14人落入法網。
努力做實行政檢察。針對一些行政訴訟案件不符合起訴條件被駁回，訟爭問題未解，案雖結事難了，去年10月起開展專項監督，通過促進和解、督促糾正違法、給予司法救助等方式化解行政爭議，努力實現案結事了政和。一當事人認為其養老保險金從行政機關核準時發放有誤，要求從退休起補發，因超過起訴期限被駁回。檢察機關審查認為案涉當事人重大權益，起訴期限雖過，但行政行為確有不當，建議補發，問題終得解決。
努力做好公益訴訟檢察。牢記檢察官公共利益代表的神聖職責，深化雙贏多贏共贏理念。堅持把訴前實現維護公益目的作為最佳司法狀態。檢察機關與政府部門雖分工不同，但服務人民、追求法治的目標一致，公益訴訟並非“零和博弈”。推廣福建、山東等地圓桌會議和公開送達機制，形成整改合力。2019年發出的10萬餘件訴前檢察建議回復整改率87.5%，絕大多數問題在訴前得以解決，以最小司法投入獲得最佳社會效果。公益訴訟檢察工作得到各級人大重視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聽取審議專項報告並進行專題詢問，給予有力監督支持。
三、狠抓自身建設，提升檢察履職能力
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深刻領悟習近平總書記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堅持黨對檢察工作的絕對領導。
創立“案-件比”質效評價標準。當事人一案，經過辦案機關若干程序環節，被統計為若干“案件”，而對當事人來說還是他的一個“案子”。“案子”經歷司法程序越多、統計的“案件”越多，司法資源耗費越多，當事人訟累也越重。最佳“案-件比”是1:1，當事人一個“案子”，進入檢察程序後一次性優質辦結，司法資源投入最少，當事人感受最好。創立這一評價標準意在督導檢察官強化責任意識、提升司法能力，努力把工作做到極致，避免不應有的程序空轉。2019年的“案-件比”為1:1.87，“件”同比下降0.02，減少了約3萬個不必要的辦案環節。
創新檢察業務建設。與最高人民法院聯合舉辦10期研修班，法官、檢察官同堂培訓，促進形成共同司法理念；與生態環境部、稅務總局、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知識產權局等互派幹部掛職交流。
堅持全面從嚴治檢。過問或干預、插手司法辦案等重大事項須記錄報告，中央和有關部門早有“三個規定”。“過問”主要是了解辦案進展，多為監督公正司法；“記錄、報告”有利防止人情案、關係案、金錢案。面對多數不實的“零報告”，最高人民檢察院以上率下，要求“逢問必錄”，不讓“零報告”架空好規定。自覺接受各級紀委監委及派駐紀檢監察組監督，1290名檢察人員因違紀違法被立案查處，同比上升66.7%。堅持實事求是，對嚴抓嚴管查處更多案件的給予肯定，鼓勵抓早抓小，把管黨治黨主體責任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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