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與南方國家的醫療合作關係
北京為建立起抗擊疫情區域領導者的形象，除巴基斯坦外，也對於中國的南方國家提供醫療物資與相關援助。
3月26日，中國駐孟加拉大使李極明移交包括10,000份病毒測試套件，10,000套個人防護設備和1,000台紅外測溫儀在內的醫療用品給予孟加拉。中國大陸與孟加拉的醫療衛生專家也在4月8日利用視訊會議的形式，分析新冠肺炎控制與診療經驗。華為也對於孟加拉等東南亞國家提供人工智慧、視訊會議、無線網絡等通訊技術，以利協助抗疫。中國人民解放軍於4月24日也派空軍飛機前往緬甸和寮國，對兩國軍隊提供核酸檢測試劑盒、防護服等醫療物資，並派出抗疫專家團隊。
直到4月30日，中國大陸已對於120個國家和4個國際組織提供醫用型口罩、N95口罩、防護服、冠狀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呼吸機以及其他相關物資援助，包括貸款。
在對於其他國家的地方層級方面，中國大陸地方政府與民間企業對50多個國家的姊妹城市發送醫療用品，許多省份對於鄰近國家派遣醫療隊，包括廣西到柬埔寨，雲南到寮國(老撾)和緬甸，新疆到巴基斯坦，福建到菲律賓。
此外，中國與東協秘書處，阿拉伯聯盟以及印度、馬來西亞和俄羅斯等國合作，通過視訊會議分享抵抗疫情的經驗，並提供有關病毒測試方法、接觸者追踪、預防和控制措施、臨床治療以及無症狀病例的專業知識。
四、健康與數位絲綢之路
後新冠時期可能會帶來新一波的全球治理型態，其特點是美國無力再對於盟國提供公共財，取而代之的是“安全”需由所有國家共同建構。也可以看到各個國家“內捲化與安全化”的傾向，強調嚴格的國境管理取代自由主義式的人口或貨物的自由流動。於是說，中國大陸在帶路倡議沿線的國家，現已有許多工程中斷並且許多工作人員被要求返回大陸，部分國家現有的基礎設施之建造恐難以為繼。
新冠肺炎卻為中國大陸在帶路倡議當中提供機遇。北京現藉由“健康絲綢之路”(Health Silk Road, HSR)與“數位絲綢之路”(Digital Silk Road, DSR)融入帶路倡議，同時強化醫療方面的軟實力。中國大陸可更為專注在當地的能力建設，更多倚賴當地的勞動力與資源，並將帶路倡議的範圍延展至連結性、衛生與災難管理以及醫療等相關事務的合作。
中國大陸的“健康絲綢之路”則更為強調與國際社會合作的重要性。醫療外交則涵蓋三項內容，第一，北京強調傳染病為人類共同面對的災難，應訂定一致性的疫情控制措施；第二，中國將與鄰國保持密切聯繫，建立區域應急聯絡機制，希冀可以更快速處置突發性的公共衛生事件；第三，北京表示將與其他國家建立聯合應對機制，強化資訊共享，並在藥物與疫苗開發合作的可能性。
數位絲綢之路也可能在後新冠時期得到發展。原因在於兩方面：
其一，許多國家採行中國式的數位科技對抗疫情。中國採用數位科技來監測患病者與可能接觸者的健康、活動狀況與範圍以及接觸史等個人資料，以色列、挪威、新加坡、捷克等國也推出官方版的接觸者追踪移動軟體應用程式，希望保護公眾免受冠狀病毒的侵害，並評估民眾受到感染的風險。
其二，新冠病毒正改變經濟本質。隨著病毒的擴散以及社會的隔離措施，推動電子商務與金融科技的消費模式，讓中國大陸所推動帶路倡議下的金融科技發展，將有擴大發展的空間。
但中國對外因災難所進行的外交作為仍有風險，任何政治化的援助或附帶條件可能引起國際的不安與疑慮。也由於荷蘭、西班牙和土耳其等國均抱怨收到不良或不符合規定的口罩或醫療用品，因此也憂慮來自中國大陸醫療用品的質量。
相較美國倘若陷入長期的健康與經濟危機，使得感染人數與死亡人數超過其他國家，將使得美國無法對其他國家提供醫療援助。此時，美國民眾更會期望醫療用品應優先給予本國公民，這正符合川普所言“美國優先”口號的黑色幽默。總體而言，倘若中國能從新冠肺炎的危機恢復並研發出解藥或疫苗，國際的權力天平可能朝中國大陸傾斜。
五、新一波醫療外交的競逐
儘管中國大陸在最初有關新冠肺炎的通報與透明度曾被外界質疑，但北京藉由援助醫療物資化解其他國家對於北京的疑慮。對於美國而言並沒有失去一切，美國仍有能力重申其在亞洲影響力，並重振在全球的領導地位。華府會進一步將北京視為挑戰領導地位的國家，川普正推出“藍點網絡計劃”對抗中國“一帶一路”，也正在推動設立多邊性質的“信任夥伴”(trusted partners)供應鏈聯盟，改變生產與原物料過度依賴中國大陸的狀況。
美國也表示將對疫情嚴重的國家提供經濟援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將向其它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醫療和人道主義援助款，其中包括60餘國以及聯合國難民署、世界衛生組織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
同時，印度也試圖在危機過程中建立在南亞的主導地位。伊朗已成為亞洲冠狀病毒的重災區，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宣布對於伊朗提供醫療設備，試圖改善與穆斯林國家的關係。並且，莫迪也邀集南亞區域合作協會(SAARC)會員國元首舉行視訊會議，藉此共同對抗新冠肺炎。莫迪率先表示將對新冠肺炎疫情緊急基金(COVID Emergency Fund)提供1000萬美元，並承諾組建一支由SAARC的醫生和專家組成的快速反應團隊，以處理冠狀病毒病例。除巴國指派衛生部長麥薩(Zafar Mirza)參與視訊會議外，其他國家皆由各國元首或領袖與會，新德里也命令海軍的兩艘軍艦待命，以利向其他國家提供援助。這些外交舉措，可讓印度獲得南亞其他國家的信任。
國際間對於中國的醫療外交有不同的看法。在支持者看來，此種醫療援助對於資源較少、公衛體系薄弱並處於緊急狀況的國家有所助益。從許多西方國家看來，這是中國大陸利用自身的悲劇與災難擴大軟實力的一種舉措，新冠病毒也是美國與中國大陸爭奪誰擁有較佳防疫模式的動力。
災難外交通常有兩種目標。一種是“政治意圖”，即援助國透過災難相關的行動遂行政治目標；另一種則是純粹的人道援助，援助國基於人道主義來對於受災國進行救援行動。中國的南方醫療合作強調政府與政府間的合作，這與傳統災難下的合作不同。傳統的災難援助更為倚賴民間社會與國際非政府組織所提供人道主義的援助。
中國大陸對其他國家的醫療外交，與其說是刻意所為，還不如說是出於緊急情況，強調中國對於醫療合作的多樣性與潛力。不可否認，中國大陸擁有豐富的資源，無論懷疑論者或批評者如何敘述，大規模的醫療人道主義亦被視為較為成功的銳實力戰略。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6月號，總第27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