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13日電（記者 楊群益編譯）埃默里大學法學院教授瑪麗•杜齊亞克在美國“外交事務”網站上撰文，簡述了美國種族主義問題對美國對外形象的長期影響，呼籲美國的改革勢在必行。以下是正文：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殺害喬治·弗洛伊德的行徑，令美國陷於尷尬的聚光燈下，幾乎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走上街頭譴責美國的種族主義。在米蘭，抗議者用各自的雙手扼住脖子，坐在寫有“我無法呼吸”字樣的標語前，而這是弗洛伊德臨死前說的話。澳大利亞人則用蠟燭拼出了這句話。在都柏林，人群舉拳高呼：“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敘利亞人在伊德利蔔的戰爭瓦礫中繪制了弗洛伊德的壁畫。加納總統阿庫福·阿多說，全世界的黑人對弗洛伊德的被害感到“震驚和沮喪”。
世界多地的抗議者將矛頭轉向自己國家。在新西蘭，當地土著強調他們經常成為種族歧視的受害者。在比利時，抗議者縱火焚燒了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的雕像。而當明尼阿波利斯警察用“非致命性”武器射擊外國記者時，抗議者的怒火就不再局限於種族不公正的問題了，甚至一些外國政府都批評美國政府對新聞自由的破壞。
記者金·澤特（Kim Zetter）寫道，最近幾周，黑人權利運動產生了全球影響，“就像柏林牆倒塌一樣具有里程碑意義”。但其實這並不是新現象：在美國民權運動期間，聲援美國種族抗議的全球示威就已經很普遍了。如今的美國領導人，需要像他們的前輩一樣，觀察全球對美國的看法，以及這場危機會對美國對外關係造成的影響，他們非常擔憂抗議活動和警察採取的措施，加之新冠疫情在美國的爆發和經濟低迷，有可能摧毀美國的國際實力。正如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上周在“外交事務”網站撰文所稱，“美國的動蕩暴露在世界面前，引發了人們對美國實力的懷疑。”這一信息呼應了民權運動時代以降美國外交官們的擔憂：美國的國家理想一旦名不副實，那麼美國的世界影響力就會大為削弱。
在民權運動期間，這種擔憂成就了改革動力，包括美國1964年制定的《民權法案》。但該法案還是流於表面，而不是解決更深層次的不平等結構問題，最終改革有限。種族歧視依然是美國社會的一大特征，不僅侵害著美國國內的權利平等，而且當美國在國外推銷民主和人權時，會得到“虛僞雙標”的指責，美國卻無力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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