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23日電／新冠肺炎疫情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困難、風險和挑戰，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積極財政政策配置。僅就數字指標來看，2020年，不僅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首次超過3%，增發抗疫特別國債1萬億元，而且大幅增加地方專項債發行規模1.6萬億元進而總額增至3.75萬億元，新增減稅降費5000億元從而使全年企業新增減負超過2.5萬億元，中央財政非急需非剛性支出壓減50%以上，等等。
經濟日報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高培勇文章表示,如此的配置格局，究竟是基於什麼樣的考慮而作出？又是奔著什麼樣的目標而去？這只有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才可能看清楚、說明白。
將矛盾和問題分分類、歸歸堆
文章認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所面臨的困難、風險和挑戰，固然在表象上主要體現為疫情衝擊，但絕不限於疫情衝擊。除了疫情衝擊之外，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矛盾和問題依然存在，甚至因疫情而凸顯。若用一句話加以集中概括，那就是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矛盾和問題相交織並叠加疫情衝擊。倘若將這些矛盾和問題不加區分地一鍋煮、一勺燴，甚至將困難、風險和挑戰統統歸之於疫情衝擊，既可能因壓力巨大表象而誤判形勢，也可能因找不准真實病因而用錯藥方。所以，對於當前經濟形勢的分析，在以2019年經濟運行狀況為參照系的同時，還要採用另一個參照系——疫情前考慮的預期目標和政策部署，從而將疫情衝擊同周期性、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和問題區別開來。
一旦將“疫情前考慮的預期目標和政策部署”這一參照系引入當前經濟形勢分析，便會立刻發現，周期性、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和問題系原有的困難、風險和挑戰，不僅同疫情衝擊不是一回事，而且在疫情前已有充分研判。只不過在疫情之下，其程度有所加劇。與之相反，疫情衝擊則系突如其來的困難、風險和挑戰，屬於特殊時期的特殊矛盾和特殊問題。對這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和問題的分解，實質就是對困難、風險和挑戰的分解，也就是對由此形成的財政擴張需求壓力的分解。
這啟示我們，疫情之下的財政擴張需求，在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和問題的基礎上，就總量而言，並沒有此前不少人預期的那般大。就結構而言，也須加以仔細鑒別並明確區分，堅持“橋歸橋、路歸路”。
以不留或少留“後遺症”為底線
文章分析,歷史的經驗一再告訴我們，舉凡實施財政擴張，特別是實施超大劑量的財政擴張，多多少少總會留下“後遺症”。面對疫情之下前所未有的困難、風險和挑戰，積極財政政策當然要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財政擴張操作實施“對衝”。不如此，“六保”的底線便難以守住；不這樣，以保促穩、穩中求進的任務便難以完成。但是，無論如何，在任何情況下，以最小化成本實現既定政策目標終歸是宏觀調控操作的基本考量。為此，盯住疫情之下財政擴張操作可能帶來的副作用拉出一張大致“清單”，作為警醒各方面共同遵守的“底線”，無疑是必要的。
第一，嚴格區分疫情衝擊與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矛盾和問題，不因疫情之下財政支出規模的擴大而墊高未來或正常年份的財政支出基數、顛覆來之不易的減稅降費成果。
第二，嚴格區分“戰時狀態”的抗疫目標與日常的宏觀調控政策目標，不因疫情之下實施有別於常規的特殊操作而衝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偏離經濟高質量發展軌道。
第三，嚴格區分特殊時期的特殊舉措與正常的風險防範要求，不因疫情之下“不得已而為之”的“破戒”之舉而放鬆對於財政金融風險的應有戒備。
一旦將不留或少留上述“後遺症”作為底線引入財政擴張考量，便可十分清晰地看到，對衝疫情衝擊的財政擴張操作並非只有效益，沒有成本。在圍繞政策目標而做財政擴張布局的同時，充分評估其伴生的成本因素，便會對疫情區間財政擴張可能產生的效應“外溢”保持高度警惕，便不會隨疫情區間實施特殊操作而手忙腳亂、不由自主跑回“慣性思維”老路。對於諸如提高財政赤字率、增發抗疫特別國債等涉及財政金融風險之類問題的抉擇，也就不能不有所節制。
這提醒我們，疫情之下的財政擴張操作，也須作成本效益分析。在同時對成本和效益兩個方面因素加以充分評估的基礎上，兼顧當前與長遠，堅持不為解決短期問題而留下可能危害長期發展的“後遺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