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推動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疫情期間，為保障社會正常運行，智慧城市、交通管理、農產品供應鏈、物流配送、災難預警、應急災備、信息溯源等方面數字化應用迅速發展。疫情後，可應用已有成果，進一步推動社會治理數字化，加快智慧城市、數字政府和數字社區建設。比如，上海正在推進的“一網通管”“一網通辦”，就是新鮮範例。這對打通政府各部門數據屏障，實現數據開放共享，利用數字技術提升公共服務效率，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和流程再造，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五是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從根本上說就是服務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包括5G網絡、數據中心、人工智能、物聯網等，也包括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智能化改造，比如智能交通、智能電網等。與傳統基建相比，新基建除了可以發揮投資帶動效應外，還極大突破了產業間相互聯繫的時空約束，減少了中間環節，降低了交易成本，對提高生產效率具有更強大的支撐作用，將對“數字復甦”發揮戰略支撐作用。
發揮數字經濟在新一輪經濟周期中的引領作用，必須採取更有力舉措
文章指出，也要看到，中國數字經濟發展仍面臨短板與挑戰。比如，關鍵核心技術不足，高端芯片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工業軟件領域還有空白。數字技術在不同產業間的應用差異較大，生活服務業數字化進程較快，而製造業數字化程度較低。加之數據產權缺乏清晰界定、平台監管能力不足、政府數據開放共享水平不高等，數字經濟發展仍面臨諸多制約。發揮數字經濟在新一輪經濟周期中的引領作用，必須採取更有力舉措。
第一，制定“數字復甦”發展戰略。圍繞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關鍵核心技術研發、產業數字化轉型等進行戰略規劃，引導市場主體廣泛參與，形成政府與企業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合力。
第二，加快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在傳統基建中，政府是主要投資方，融資渠道比較單一。在新基建中，要鼓勵市場主體廣泛參與，推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以更好對接終端需求，提高投資效率和技術先進性。
第三，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加大研發投入和攻關力度，解決基礎軟件、高端芯片、核心元器件等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同時，也要在人工智能、機器人、量子計算等新興前沿領域提前布局。
第四，加快製造業數字化轉型。推進企業數字化改造，發揮龍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示範引領作用，帶動產業鏈和中小企業數字化水平提升。
第五，實行包容審慎監管。監管不僅要關注數字平台的行為，更需要關注競爭機制是否有效、競爭秩序是否有序，同時也要注重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第六，加強對數據產權的合理界定。對個人數據、政府數據及商業數據的產權進行分類界定，促進數據安全自由流通，為培育規範的數據交易市場創造條件。
第七，加強數字化人才培養。通過高等院校調整專業設置、加強職業技術培訓等手段，加強數字化人才培養，為數字化轉型提供人才儲備。
可以預期，數字經濟將開啟中國經濟新一輪周期。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將進一步提升中國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在數字經濟時代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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