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2日電／正如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所言，“康德的早期著作較多涉及科學，而較少關係到哲學。”1755年，康德（1724－1804）發表日後被視為他最重要的科學著作《自然通史與天體理論》——儘管其中提出的“星雲假說”要早於拉普拉斯（1749－1827），但由於作者籍籍無名，很長時間這一著作在科學界幾乎無人問津。同時，更少有人留意到：該書的出版與里斯本大地震恰好在同一年——在此之後，康德的學術研究由自然科學更多轉向廣義的哲學（包括倫理學與政治學）。而康德的這一轉向，在德國以及歐洲啟蒙運動思想史上亦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個中緣由，頗值得探究。
里斯本大地震與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歷史進程關係重大，這一論斷已是當代西方史學界的共識。大地震最直接的後果，是原本內外交困的葡萄牙海洋帝國經此沉重打擊，最終走向解體。與此同時，隨著阻礙自由思想傳播的天主教耶穌會（及其所屬宗教裁判所）被取締，該國的思想啟蒙運動逐步與英法等國接軌，神權（或教權）逐步由新興資產階級掌握的世俗權力所取代。以龐巴爾侯爵（1699－1782）為首的改革派在整肅教皇派政治對手之後，放手推動葡萄牙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領域的全方面變革。正是這些變革，將落後的葡萄牙引領走上早期現代化之路。而放眼歐洲範圍，這一事件在“文人共和國”內部引發的爭論則標誌著啟蒙運動中彌漫的樂觀主義精神的終結。
眾所周知，西方文明的重心自中世紀後期開始從地中海向大西洋轉移，而葡萄牙地處地中海與大西洋的接合部，首都里斯本港更是進出地中海的咽喉要道。照葡萄牙歷史學家J.H.薩拉伊瓦的看法，中世紀後期的地中海是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對峙、鬥爭和相互滲透的分界線，而葡萄牙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先進的航海、造船技術，也為它早於其他歐洲國家向海外擴張提供了有力保證。時至十八世紀中期，儘管海外殖民的勢頭有所減緩，葡萄牙在歐洲仍具舉足輕重的地位，直至大地震來臨。
地震固然是天災，但並非無跡可尋。早在地震前近半個世紀，德國思想家萊布尼茨（1646－1716）在他的哲學名著《神義論》（1710）中便做出預言：“一個卡利古拉（Caligula），或一個尼祿（Nero），禍害比地震大得多。”——他暗諷的是葡國歷史上第一位實行絕對專制的國王若奧五世（1689—1750）。而在地震前一年，即1754年8月，英國小說家亨利·菲爾丁在游覽里斯本後稱之為“世界上最肮臟的城市”——儘管後者當時是僅次於巴黎、倫敦的歐洲名都，並以富庶繁華著稱於世。當地貴族、教士階層的驕奢淫逸給這位“英國小說之父”留下了深刻印象——“肮臟”一詞絕不單指里斯本的街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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