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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陳多友（照片為嘉賓提供） |
中評社香港7月17日電（中評社報道組）7月10日，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東方學研究中心暨中日韓合作研究中心協辦的“展望後疫情時代之中日關係——兩岸三地之視野”研討會在線上舉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陳多友就在日美新安保條約以及新冠疫情的背景下的中日關係進行了發言。陳多友表示，中日關係的發展總體上受制於日美關係。自門羅主義時代至今，美國的全球戰略就始終圍繞著“美國優先”的理念展開，具體到亞太地區的政治外交軍事安全等層面，就表現為：美國採用“離間策略”，想方設法分化、瓦解本地區各國及各方勢力，各個擊破，以此達到以較小的代價全面制衡各方力量，最終確保自身霸權的目的。在如此目標取向引導下，日美同盟無疑是一個頗為理想的運籌“模式”。
陳多友指出，日美安保條約一般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是日美兩國於1951年9月8日簽署的軍事同盟條約，此條約不僅構成規定日本從屬美國的法律依據，而且使美國可以在日本幾乎無限制地設立、擴大和使用軍事基地。藉此，美國在中國鼻子底下坐實了前沿陣地。其簽署背景與中國直接關聯。1950年7月10日，“中國人民反對美國侵略台灣朝鮮運動委員會”成立，抗美援朝運動爆發。同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在這場戰爭中，志願軍得到了解放軍全軍和中國全國人民的全力支持，也得到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配合。在如此情景下，日本與美、英、法等48個戰勝國（不含中華人民共和國）片面簽訂《舊金山對日和約》；隨後，日本首相吉田茂和美國代表 D.G.艾奇遜簽署《日本國和美利堅合眾國之間的安全保障條約》。其要點是:美國有權在日本國內及其周圍駐扎陸海空軍。在當時看來，其出於朝鮮戰爭短期現實需求的目的性十分明確。同時，在美國一貫制的稱霸亞洲的政策中，日本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從美國長期亞太戰略的角度來看，需要簽署這麼一個條約。
前述條約及其相關協定實質上是以放棄日本國家主權為前提條件，去維持兩國軍事、安全、政治、外交的穩定關係，自然受到日本廣大民眾的長期的反抗。1958年10月4日,日美兩國首次舉行修改《安保條約》條約的談判。1960年1月19日，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國總統D.D.艾森豪威爾在華盛頓簽訂《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通稱《新日美安全條約》），後於1960年6月23日雙方互換批准書後生效。新條約有效期10年。該條約與《日美安全條約》相比，是兩國對等的、雙方承擔義務的條約，加強了日美軍事同盟關係。日本仍依靠美國核保護傘維護自身安全，承擔提供軍事基地、擴充軍備、共同作戰等更多的義務。同時兩國還修訂了舊條約簽署時作為連帶性法律文本的《行政協定》，改稱《關於設施和區域及美國駐日本國軍隊的地位的協定》，廢除了日方分擔的防衛經費。由於新條約敵視原蘇聯、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各國人民，日本有被捲入美國軍事行動的危險，因而激起日本人民的強烈反對。1959～1960年，日本人民為反對修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進行了23次全國統一行動。儘管如此該條約還是發揮了日美軍事同盟的壓艙石作用。1970年到期後，日本政府通知美國政府，宣布自動延長。
陳多友說，美國的亞太戰略始終把中國視為主要的假想敵之一，千方百計地遏制中國的和平復興。1972年5月，美國把沖繩交給日本，該條約同樣適用於沖繩，同時還包括中國的釣魚島也被讓給了日本。此舉埋下了中日領土紛爭的禍根，使剛剛恢復正常化的中日關係從一開始就蒙上了陰影，兩國間的信任關係也自此被打進了“楔子”。由於美國的翻雲覆雨，此後，圍繞釣島，我國大陸、台灣地區，與日本之間的摩擦、爭鬥時有發生，雖基本上在可管控範圍之內，但是也始終在影響乃至傷害著兩國人民之間的感情。
2010年11月10日，美國奧巴馬政府決定轉變對華政策，對外公開宣稱釣魚島適用《美日安保條約》。這是美國重返亞太的重要步驟。2012年9月底，日本政府作出對釣魚島實現所謂的“國有化”的錯誤決定，引發中日關係急速下行。2012年11月29日美國參議院全體會議決定，在2013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增加一個附加條款，明確規定美國對日防衛義務的《日美安保條約》的第五條適用於釣魚島。這顯然是火上澆油，綁架中日兩國民意與政府。可見，日美新安保條約成為了美國實施所謂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王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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