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緊日子，核心是會當家，會用資金，節約集約管理和使用財政資金。”俞明軒認為，政府部門帶頭過緊日子，體現了共度時艱的決心和勇氣，可以促進全社會養成勤儉節約的良好風氣，起到帶頭示範作用。“在實踐中，要根據預算績效和相關依據，該保障的充分保障到位，該壓減的毫不留情壓減。”他特別強調。
“就‘三公’經費而言，並非最小化就是最優化。實際上，財政支出要重點考慮的問題是有沒有必要、能不能承受。‘三公’經費也是保障公共產品供給的必要支出。”白景明舉了個例子，比如公檢法部門的特種用車，就應該達到一定的標準，再如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一些有必要的國際會議、談判，都不可避免需要支出經費。
“事實上，‘三公’經費在總的財政支出中占比很小。政府永遠都應該過緊日子，但是僅僅依靠壓減‘三公’經費是不夠的。”白景明認為。
對此，他給出了三點建議，一是樹立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的意識，爭取以最低的成本保證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公共產品供給；二是建立績效管理主體責任制，單位和部門作為預算編制執行的主體，其主要負責人必須有績效理念，對項目支出的收益、效果必須予以重點考量，對於績效評價結果應該承擔相應責任；三是優化支出標準體系建設，也就是辦什麼事應該有相應的財政支出標準，這方面還有提升空間。
近年來，不少學者認為，政府過緊日子，不僅是財政管理的變革，更是行政管理體制的變革，必須從制度上下功夫。在我國，從中央到地方乃至縣級財政都有上百個一級預算單位，每個一級預算單位都有完整的管理機構體系。這使得各部門基本支出齊頭並進增長，容易造成財政資金使用集約效應不高。
在白景明看來，大力壓縮一般性支出還需尋找治本之策。繼續推進政府機構改革、深化事業單位改革，擴大資金使用集約效應，是已被實踐證明的可行之道。前者通過減並一級預算單位數量，從根本上拓展提升資金使用效率空間，如中央層面數據顯示機構物業費支出居高不下，而中央黨校和國家行政學院合併後物業費則從1900萬元降至1100萬元。目前部門內部事業單位數量多，運行成本耗費大，有必要大力推進歸並部門內部職能相近的事業單位，釋放資金使用集約效應空間。
此外，他尤為看重“放管服”改革。“過去，審批往往連帶著各種收費。雖然說是收支兩條線，但實際上行政事業性收費還有一定規模最終回流到了收費主體部門。如今，我們砍掉了一些不合理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本身就節約了人力和物力成本，深化‘放管服’改革依然很有必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