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最大的利益考量，是贏得下屆選舉。在美國，全球化的趨勢影響了經濟和社會版圖，一些團體和地方某種意義上被邊緣化。民主黨佔優勢地區總體上迎合全球化浪潮，支持自由貿易和國際價值觀；共和黨佔優勢的地區因未能充分享受全球化成果，公眾堅守保守的宗教和鄉村價值觀，民粹主義的陰謀論很有市場。美國的兩黨制和選舉團制度加劇了所謂“紅色州”與“藍色州”之間的“搖擺州”，以及城市和鄉村之間的民意分歧。〔21〕因此，面對新冠疫情蔓延，特朗普政府不是舉全國之力抗擊而是藉“替罪羊政策”穩固基本盤並努力爭取“紅色州”選民。封城和保持社交距離等緊急措施是遏制冠狀病毒傳播的最佳選擇，美國科學界對此早已有共識。〔22〕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卻以限制社交政策是對人身自由和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的侵犯為由拒絕接受。在狹隘觀念驅使下，特朗普的支持者甚至不太擔心病毒感染危險。蓋洛普民意調查2020年3月的一項調查顯示僅42%的共和黨人“非常或有點擔心”潛在感染風險，而民主黨人中這一比例高達64%。〔23〕對冠狀病毒嚴重性的忽視一定程度上與特朗普支持者的信息來源的選擇有關。他們更偏向於從保守的福克斯新聞和拉什·林博秀等電視節目獲得疫情信息。〔24〕
特朗普的執政風格備受爭議，任期內腐敗、濫權、與俄羅斯勾聯等醜聞迭出，最終導致遭到眾議院彈劾。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認為是政府內部的反對勢力捏造了這些醜聞，用意是打擊特朗普、共和黨以及“美國核心價值觀”。〔25〕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一事上，相當數量共和黨人將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視為反特朗普勢力的工具而非維護公眾健康的專業機構，懷疑這一機構誇大冠狀病毒威脅以貶損政府的領導力。〔26〕特朗普對國家機構和專家的評估極不信任，這是其抗疫措施缺乏持續性、合理性的重要原因。
隨著冠狀病毒在全美蔓延，特朗普變本加厲地把矛頭指向中國。先是不斷指責中國隱瞞疫情，而後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暗示病毒由中國實驗室製造並因管理不善外泄。這一切的直接目標指向仍然是選舉利益。在新冠疫情之前，特朗普把競選連任的“寶”押在美國經濟增長上，反復宣稱將“使美國再次偉大”。疫情來襲後經濟成就無從談起，民主黨人指責其抗疫不力導致經濟衰退。隨著選舉的臨近，特朗普和共和黨顯然認為“替罪羊策略”可作為新的競選的籌碼和勝選路徑。於是美國保守派政客和媒體不停地宣揚針對中國的陰謀論。特朗普甚至聲稱美國不僅受到病毒衝擊，而且受到中國人的攻擊。其支持者打出的危言聳聽的政治廣告，宣稱“中國搶走我們的工作，殺死我們的人民”。〔27〕全球化和互聯互通的時代裡，各國和平共處彼此尊重是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美國無視中國在全球秩序下建設性作用的咄咄逼人的舉措，實際上挑戰著現有全球秩序。
這種策略短期內可能有利於其競選，長遠來看無疑危及全球地緣政治。〔28〕當然，即使沒有新冠疫情，美國遏制中國的意圖也已十分明顯。特別是特朗普上任後兩國矛盾表面化、激化。特朗普從競選到當選後，反復宣示要“擊敗敵人”，聲稱中國奪走美國人的就業機會，竊取美國商業機密和技術。〔29〕反華心態直接導致了雙方持續至今的激烈的貿易摩擦。
二、中國：全球治理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的負責任大國
冷戰後美國藉經濟援助在發展中國家強行推銷新自由主義發展理念。這種無視發展中國家文化、歷史和經濟發展水平多樣性的做法遭遇失敗。“華盛頓共識”推出數十年，西方向非洲國家注入了超過一萬億美元“援助資金”，許多發展中國家依舊經濟成長步履蹣跚，貧困率居高不下，社會和政局動盪不安。“（西方）援助使貧困人口更貧窮，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實際上援助本身就是問題所在。”〔30〕不僅無法實質性助益經濟社會發展，這種援助資金還使相關國家形成發展依賴思維，並助長腐敗文化。
中國基於持續快速的經濟建設成果和豐富的發展經驗積極開展對外援助，並向發展中國家展示了一種不同於西方的發展方式。以失敗的經驗為背景，西方政客和媒體批評中國對非洲等地的援助主要目的在於本國利益、有意識形態企圖、不關心受援國長期福祉、忽視人權等。〔31〕但顯而易見的事實則是，在新自由主義秩序之下的非洲不僅崩潰，而且遠落後於世界其他地區。〔32〕經濟學家丹比薩·莫約指出：“在西方‘善意和透明’的援助下，非洲最臭名昭著的掠奪者和專制者已經興起……”〔33〕，“普通非洲人根本沒有從（中國援助）中受益，這很荒唐。批評家們知道這是一種謬論。”〔34〕中國面向非洲等國的援助與經濟交往關係不僅可減少西方援助項目中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而且有助於促進投資、減輕貧困。〔35〕與西方不同，中國的援助與受援國的發展目標和發展戰略一致，重點投入道路、橋樑和發電廠等能助力當地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36〕這對於築牢相關國家經濟起飛的基礎至關重要。
崛起的中國為世界和平做出了貢獻。中國是負責任、遵從國際準則的全球治理參與者，1979年以來未與任何國家發生戰爭或推行“代理人戰爭”。中國大力支持聯合國工作，積極融入現有國際秩序，到2020年已成為聯合國第二大出資國。維和方面，中國派出的維和人員遠超聯合國安理會其他常任理事國，截至目前共派遣2500名軍人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有統計稱，在聯合國安理會近年的190項決議中，中國對182項給予了支持，這些決議主要是“對違反國際規則和準則的國家實施制裁”。〔37〕
中國是負責任的全球經濟參與者。美國多次指責中國“重商主義政策”損害美國經濟，但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明確指出“不能說中國的做法使美國經濟每年減損0.1%的增長”。〔38〕事實上，正是美國和歐洲聯盟言辭中支持自由貿易，行動上倒向了貿易保護主義。〔39〕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美國拒絕向泰國提供貸款，要求泰國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議進行政策調整。中國向泰國提供十億美元貸款並穩定人民幣匯率，防止了東南亞金融狀況進一步惡化。同年，中國與東盟建立“東盟+3”共同基金，旨在説明該地區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40〕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同意增購美國國債，為穩定美國乃至全球經濟做出了貢獻。〔41〕
新冠疫情肆虐之下，中國扮演了負責任大國的角色。與美國收縮的孤立主義外交不同，中國積極參與多邊合作應對新冠的全球蔓延。為轉嫁疫情蔓延責任，特朗普指責世界衛生組織與中國合作掩蓋疫情嚴重性，並宣佈將終止與該組織的合作（現已退出世衛組織）。中國則增加對世界衛生組織資助，支援現有的多邊機構，積極向各國分享新冠病毒測試和治療的信息與經驗。〔42〕孤立主義政策的特徵之一是堅持“美國優先”，因此特朗普政府攔截其盟友加拿大和法國的口罩等醫療物資，優先緩解美國醫療設備短缺的問題。這種態度使相關國家對美國在危機時期作為盟友和“全球領導者”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相比之下，中國政府和企業已向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包括醫用口罩、防護服、核酸檢測試劑、呼吸機等在內的衆多物資援助，其效果已經顯現出來。〔43〕在各國政府未能有效抗擊病毒、民眾陷入恐慌之際，中國的“口罩外交”援助給全世界留下積極印象，向各國領導人和民眾展示了一個崛起的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三、中美共處之道
如本文第一節所述，美國實力的相對下降和中國的崛起給美國領導人帶來極大焦慮。新冠疫情對美國社會經濟的打擊與總統大選週期相碰撞，使得特朗普和共和黨把中國當成“替罪羊”。事態的惡化可能加劇人們對中國在全球政治中的作用的誤解，也將使美國政治體制更加難以容忍中美之間的分歧。“替罪羊”策略使美國政客傾向於通過製造中美矛盾來緩和國內政治分歧。格雷厄姆·艾里森建議大國領導人在外交決策前要像“成人”一樣考慮國際秩序現實。〔44〕與其遏制中國，美國事實上應該接受單極格局結束的現實，拋棄各國都接受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安排的不切實際幻想。〔45〕政治學家撒母耳·亨廷頓同樣認為“世界安全的前提是接受全球多元的存在”。〔46〕
美國應意識到，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必然追求其國內外利益、思想、發展模式和目標得到認可。美國政府近期的言行與世界對多極化和多元文化主義的需求背道而馳。隨著世界各地的聯繫日益緊密，疾病、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經濟危機等全球性問題愈加複雜，應對難度增加。有效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國家和地方等各層次通力合作。〔47〕歷史上的疾病大流行曾促進了國際合作。美國和前蘇聯在全球範圍內攜手應對小兒麻痹症，2003年SARS爆發期間中美進行了密切協調與合作。〔48〕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尤其需要各國政府、多邊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的廣泛合作。美國放棄多邊機制應對新冠疫情的代價顯然是高昂的。特朗普政府應承認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效率和成就，而不是惡意詆毀。正如政治學家安德魯·南森所說，美國應該客觀認識中國“對世界福祉的貢獻”。〔49〕
彼此合作的多極世界的維持，要求現有霸權國家承認和接納新興大國的利益訴求。對中國而言，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屬於國家核心利益，為了維護這一利益以及民族團結中方可能採取任何措施。如果對這一點有充分認識，特朗普政府就不應在中國的民族問題上說三道四，在疫情中也不應挑釁性地遊說一些國家支持台灣加入世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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