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國“兩全其美”的抗中策略
權力是個複雜的概念，客觀上指涉行為者本身擁有的經濟、政治等“國家實力”，主觀上則是迫使相關行為者服從的能力。從操作性理解：如果“甲”能夠讓“乙”做原本不願意做的事，或者能讓“乙”不做原本想做的事，就表示“甲”的權力比“乙”大。
觀察美國抗中的操作，雖然客觀上的“國家實力”相對衰弱，但主觀上的“國家權力”似乎運用得較以往更為有力。
這並不矛盾。權力操作雖然需要“棒子”或“胡蘿蔔”等籌碼，但也需要制度與規則才能有效貫徹。實力衰退使美國提供籌碼的能力下降，然而長期擁有霸權卻使相關制度與規則相當完善，使美國能夠有效運用有限籌碼，以擴張權力。
例如對全球5G大廠華為的封殺。美國對華為管制出口零組件，並以“微量取用原則”（De minimis Rule）限制產品中美國成分占售價比25%以上的外國企業。但如此不能阻止擁有技術優勢的外國企業供貨。美國商務部於是改採“直接產品原則”（Direct Product Rule），衹要外國企業使用美國技術，與華為交易就需獲得許可。這才迫使外國半導體代工企業不能再接華為訂單。雖然這有侵犯外國經濟主權的嫌疑，但使用美國技術的外國公司卻不敢不遵守，否則就將像華為一樣遭受美國出口管制的制裁。而美國透過“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掌握國際貿易的美元流向，使違規者無所遁形。
美國以貿易制裁的“長臂管轄權”管理跨國企業，對國家行為者則是針對個案透過其它“棒子”威脅。例如要求英國不得使用華為設備，否則將取消情報分享或停止部署F-35戰機到英國空軍。
這些嫻熟的操作，使得美國國家實力雖然相對衰弱，但國家權力的運用卻前所未有地擴張。
然而，這種衹有“棒子”而缺乏“胡蘿蔔”的權力操作是，迫使其他行為者在兩種損失中選擇：配合美國抗中的經貿利益損失，或是遭美國制裁的損失。前者例如英國若完全排除華為設備將嚴重拖延5G建設，依據英國電信運營商“英國移動”（Mobile UK）去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估計，這將使英國遭受高達70億英鎊的損失。而美國衹強調英國應排除華為設備否則將如何懲罰，卻不提損失賠償。
除此之外，美國雖然將中國描繪成知識產權的盜竊者、資訊安全的危害者，要求盟邦抵制中國，自己卻強化與中國的貿易。今年1月簽署的《中美經濟貿易協議》，要求中國承諾在未來2年增加採購至少2,000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能源、商品與服務。如此美國將獲取更多的貿易利益而壯大自己。
當前美國的抗中策略，一方面增強自己實力、減少資源消耗，二方面透過“棒子”施壓特定行為者選擇：配合遏制中國，否則將受到懲罰。以賽車類比：美國自己全力加速，卻將阻擋中國的任務丟給隊友。對美國來說，這是“兩全其美”的最佳策略。
四、其他行為者的“其他”選項
但對其他行為者來說，這個美國的最佳策略卻是不具吸引力的。美國施壓特定行為者選邊，卻將遏制中國的成本轉嫁給選邊的扈從者。
被點名的行為者能拒絕選邊嗎？
美國的最佳策略可能出現非預期結果：改變當代金字塔權力結構的現狀。因為用“權力”壓迫其他行為者服從，是“宰制”而不是“領導”；位於金字塔頂的霸權退出國際組織，拒絕再提供公共財甚或抽離，將造成頂端權力的真空，最終使建制化的全球治理模式崩解。美國自己解構了當代“美國霸權”的權力結構，使其他行為者能夠或不得不作出其他選擇。
對較多中、弱國的亞洲國家或跨國企業行為者來說，雖不願意站在美國對立面，卻會選擇另一個“虛與委蛇”的選項：既不公開反對選邊以免遭美國懲罰，卻也不積極對抗中國而損及自己的經貿利益。即便與中國有邊境衝突，甚至造成官兵傷亡的印度，也不願對中國採取全面對抗態度，甚至不歡迎美國調停。
至於歐洲的大國，或許冷戰時期的經驗不值得回味，她們願意接受美國領導，卻不喜歡美國揮舞“棒子”、頤指氣使的單極主義。
去年5月，德國《每日鏡報》曾刊出“歐洲人不應該盲目追隨川普”的文章，建議德國和歐洲政界人士不要盲目遵循封殺華為的“白宮行政命令”。今年2月，德國聯邦總統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慕尼克“國際安全會議”的開幕講話中，強調多極主義的重要性。新冠疫情期間歐盟多次拒絕追隨川普對國際衛生組織（WHO）的指控。在中國通過“港版國安法”後，也未加入美國、加拿大、澳洲和英國所簽署的強硬聯合聲明。
事實上，如果將“歐洲聯盟”視為單一行為者，而不是較緊密的國際組織，則權力金字塔結構下真正的“老二”將是歐盟而不是中國。依據IMF數據，全球2019年GDP排名，美國以21.4兆美元排第一，歐盟第二18.7兆，中國第三14.1兆。即便英國脫歐後扣除其2.7兆產值，歐盟也超過中國，是對美國霸權更具實力的“潛在挑戰者”。
美國之所以不將實力較強的歐盟視為霸權挑戰者，除了冷戰時期建立“西方國家”同盟者的身分認同仍然鞏固外，透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掌握了歐洲軍隊的指揮權是核心關鍵。
戰爭是霸權競爭的最後裁判。美國控制了歐洲軍隊，自然無需擔心歐盟挑戰美國霸權。歐洲尋求軍事獨立也因而成為政治禁忌。2018年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曾呼籲要建立“真正的歐洲軍隊”，以避免過度依賴NATO與美國，即遭到美國總統川普在推特的斥責與巨大壓力而不再提及。
但美國戰略方針既排除戰爭選項，將大國競爭設定為經濟、貿易、外交或輿論為戰場的軟競爭型態，軍事重要性降低，提供了歐洲擺脫對美國依賴的機會。美國自行解構了“美國霸權”，歐洲將有機會走符合自己利益的道路。
不過歐盟各國都是主權國家，有各自獨立的外交政策，能否團結與立場一致將決定歐盟能否發揮力量。大國仍有較高影響性，其中德國態度值得關注。德國不僅立場鮮明，且於7月開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在半年任期中可主導政策議題的討論。而在新冠疫情將結束、美國進入大選高峰的下半年，或許是決定未來世界走向的關鍵時期。
6月下旬，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在回應美國宣布將縮減駐德美軍時的談話耐人尋味。她表示：如果美國要擺脫全球性大國的角色，“我們將不得不進行根本性思考”。這表示德國不願改變當前國際權力結構的現狀，仍期望維持建制化的全球治理模式，衹不過須處理美國拋棄領導角色後頂端權力的真空。
默克爾今年5月即曾表示，歐洲仍然屬於“政治上的西方”，但也強調歐洲必須“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對歐洲來說，美國已逐漸喪失或自己拋棄全球領導者的角色，而中國顯然還沒有能力或足夠條件接續這個責任領導世界。如果世界需要這角色，歐盟或許將不得不挺身而出。
這意味著歐洲不會支持回到冷戰時期兩極對峙的權力結構，“新冷戰”對歐洲沒有吸引力，歐盟不願讓渡主權與利益、重新成為美國的扈從者。
但這也不表示歐洲會加入中國這一邊，更大的可能性是作為第三勢力，平衡美、中的權力競爭。從17世紀開始，歐洲對“權力平衡”即有長期實踐的經驗。亞洲與其他地區國家或許也樂見這種情況，因為出現三足鼎立的平衡者，將有助於緩和愈趨緊張的美中對抗關係。
如果歐盟成功頂住美國壓力，就意味著金字塔結構頂端的權力重組，美國從超級強權位置降級，未來的國際權力結構，將是去掉霸權的塔頂，由大國多極共治的局面。這違反美國利益，美國將透過其嫻熟的權力操作繼續施壓，未來演變還要繼續觀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8月號，總第27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