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印關係基本架構發展
中國與印度關係為當代中國國際戰略最為重要問題之一。北京與新德里受到許多因素所影響，既有正向動能因素也有負面因素。正面因素包括兩國對於國際秩序的共識、對於經濟發展的期望、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氣候變遷、以及亞太地區穩定與發展的共同目標。負面因素包括中印兩國與巴基斯坦關係、邊界領土糾紛、以及南亞與印度洋地區的戰略競爭與貿易不平衡等問題。
從2004年中國前總理溫家寶訪問新德里以來，兩國關係開始有所進展，並同意建立中印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多年以來，中印兩國在政治、經濟與軍事領域有著多項合作與發展，同時也經歷2013年的帳篷對峙事件、2017年的洞朗(Doklam)對峙以及這次的加勒萬河谷事件，兩國關係整體發展與不時出現的衝突，恰巧反映兩國關係當中複雜的動態。
基本上而論，中國將印度視為戰略合作夥伴，而非重要安全利益的挑戰或威脅。長期以來，中國認為外交政策的重點在美國、俄羅斯、歐盟、日本與其他的大國，這窄化了中國的國際戰略。
印度從1991年力推經濟改革後，伴隨著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已讓中國修正印度在中國外交政策方面的地位，特別在美國所主導亞太地區的“再平衡”戰略。華盛頓方面疑慮北京的崛起可能削弱美國的全球霸權。北京認為，美國希冀藉由以美國為中心的聯盟與緊密的安全軍事合作關係遏制或削弱中國，在這情況下，使得中國擘劃與鄰國建立更為密切的合作關係化解來自美國方面的壓力。
中國將與印度之間的邊境衝突當作是雙邊關係發展的障礙。有關於邊界的主權問題難以在短時間內達到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在今年拉達克地區衝突前雙方在軍事上願意克制，兩國實際處理邊界爭議可以看到中國方面的防禦性立場。
中印兩國分別於1993年和1996年簽署關於維持邊界和平與安寧，增進相互軍事信任的措施的協定。印度前總理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於2003年訪問中國，雙方並各自同意任命一名特別代表，從政治和總體雙邊關係的角度探討邊界解決的架構。特別是在2005年4月，發布關於在中印邊界地區沿實際控制線建立信心措施的方式議定書。
2012年，為即時就邊界問題傳達訊息，中印同意建立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在“帳篷對峙事件”後，兩國簽署邊境防衛與合作協定，並在各個部門之間建立邊境人員會晤地點，沿實際控制線在相互同意的位置建立了電話聯繫。兩國甚至在軍事總部之間建立了熱線，增進雙方邊防部隊之間的瞭解與合作。
顯然，即使不時出現“越界”事件，但由於印度和中國建立協議和自我約束機制，避免了局勢的升級。中國在對印度的外交戰略中始終秉承雙方應尋求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基本哲學。
惟中國認為不應忽略印度在“西藏南部”（印度稱為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地區）的增加軍事力量、移民政策與強化基礎設施等政策，中國在中方的安全措施和基礎設施項目僅出於防禦目的。這成為今年拉達克地區衝突事件後，印度強硬立場的根源之一。
五、拉達克地區衝突事件後中國的立場
在此次中印於喜馬拉雅山的衝突情況來看，中國仍希冀以經濟力量與優勢的軍事力量確保自身的主導性優勢。
中國駐印度大使孫衛東表示中國的態度與立場。
首先，事件發生點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中方一側，是印度在加勒萬河谷地區越線進行建設，改變當地控制現況，並無視雙方軍長級會晤達成的共識，並且印度軍隊先以暴力攻擊交涉官兵。
其次，印方已違反兩國達成的一系列協議協定，也違反國際關係基本原則。再者，中國仍強調溝通與對話化解爭端。中國方面期待中印兩國管控邊境分歧的態度，以實際行動維護邊境地區穩定。
於是說，中國仍強調穩定作為其南亞政策的基本態度。印度目前尚非中國國際戰略的主要關注焦點，雖然北京認為新德里在美國所主導的“印太戰略”所扮演角色，將影響中印關係，但仍認為中國與印度的經濟繁榮亦可能從政經層面影響區域與國際關係。
在拉達克地區衝突事件後印度往往藉由民族主義的情緒，強調來自北方的威脅，但中國方面應會強調兩國的互利共存，並應會試圖緩和邊境的緊張關係。
7月5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和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通電話後，雙方約定儘快完成雙方一線部隊脫離接觸。
到7月7日晚間，中國軍隊已後撤約2公里，並撤除原本在加勒河容的帳篷營地，印度軍隊同時也後撤約1.5公里，建立約4公里的緩衝區，並且分階段撤離武器與設備。也就是說，印度現階段的經濟與軍事能力與中國仍有落差，中國有著單獨“劃界”的能力，北京仍願強調“守勢”的立場。
原本習近平與莫迪在武漢與清奈的非正式性會晤後，已重新界定兩國以及南亞區域關係，藉此修補從2017年開始的惡化關係。當時中國的政策為強化兩國在技術或晶片研發上合作，甚至在人工智慧、區塊鏈上進行合作，或中國轉移部分技術給予印度廠商或進一步投資印度。
印度在抵制中國的技術、商品與服務後，將更為強調“印度優先”或“印度製造”的重要性，可能影響中國在南亞所建構的“中巴經濟走廊”與“一帶一路”倡議，使得北京將不得不強化與巴基斯坦、尼泊爾或斯里蘭卡的外交與經濟關係。但是在目前中國與美國的結構性衝突下，中國將會更為重視印度的重要性，北京不樂見華府拉攏新德里加入包括日本與澳洲在內的海洋民主四國安全體系當中。從地緣政治視角而言，中印關係成為中美關係之後，第二個對北京而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印度所扮演的角色將比日本更為重要。
在拉達克地區衝突事件後，中國將更為重視印度的發展與“印度學”的研究。印度目前尚未完全從農業經濟轉型到服務業的經濟，使得莫迪未來將進一步改善其道路、鐵路與港口等基礎設施，藉此吸引外資及採用多邊貿易協定強化印度的競爭力，同時化解與周邊國家的國境衝突。
就此角度觀之，新德里與其他先進大國貿易與技術合作，以及是否能夠獲得來自其他國家的投資，會成為印度轉型成功與否的關鍵。印度也知道中國在印度經濟與技術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莫迪是否能夠壓制其民族主義將成為中印關係和緩的關鍵，中印雙方應會試圖建立更多的信任來建立可預測性的雙邊關係。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8月號，總第27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