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10日電／字節跳動的美國業務正面臨或者限期出售或者被封禁的威脅，國內輿論場對字節跳動也有一些議論。
環球時報發表察哈爾學會創會秘書長柯銀斌、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世界華商研究所所長康榮平文章稱，從全球商業史來看，跨國公司與東道國政府之間的衝突或者是跨國公司與母國民眾之間的衝突屢見不鮮，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有。前者如法國阿爾斯通經拆分被美國通用收購的事件，後者如聯想集團在中國國內引起的爭議。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先行者們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衝突化解和危機處理經驗，學者們也開展了專門的研究，建立了國際政治經濟學和企業公共關係學這兩門學科。後來者們學習先行者的經驗，吸取先行者的教訓，學習並運用國際政治經濟學或企業公共關係學的理論和方法，逐漸形成了自身的衝突化解和危機處理能力。但是，我們很少看到過“跨國公司與東道國政府和國內民眾同時存在衝突”的事件。因此，過往經驗無法在這方面向後來者們提供警示和借鑒。
文章分析，這種雙重衝突事件為什麼會發生呢？大概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處在數字全球化時代。依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江小涓的看法，數字全球化比傳統全球化（產品全球化、企業全球化和經濟全球化）更全面、更深入，更難劃分經濟、文化、社會與政治的界線。在傳統全球化時代，這類事件極少發生。即使有發生，國內衝突產生的影響極小。但進入數字全球化時代後，數字媒體成為信息傳播的重要平台，人人都是數字媒體的發布者和接受者，一旦衝突發生，其擴散範圍容易一下子擴大，形成具有壓力的輿論環境。
二是中國數字企業的全球化。中國製造業企業的全球化進程都是漸進的，從國內市場發展壯大之後，再一步一步地跨國經營，這個過程有時長達數十年，由於中國製造業企業的努力，其品牌價值被本國民眾廣泛認同。當這類企業與東道國政府發生衝突時，本國民眾通常將其視為“民族企業”加以支持。與此不同，數字技術天然具有政治性，中國數字企業作為後來者又幾乎都是“天生的國際化”企業，這種特性往往被民眾視為“中國屬性”不足，這就為其衝突發生埋下了“種子”；由於中國數字企業在國內市場發展不久就開始探索跨國經營，這個過程較短，其品牌價值並沒有被廣大民眾所認同或者並沒有明確提出其品牌內涵，一旦在東道國遭遇政府風險時（尤其是中國與東道國關係處於緊張的時期），國內部分民眾會受一些數字媒體輿論影響，從而形成“圍攻”的環境。
文章最後說，字節跳動是全球商業史上首次遭遇到“跨國公司與東道國政府和國內民眾同時存在衝突”事件的企業，它沒有先行者的經驗可資借鑒，也沒有他人可以幫助它。只有獨自承受雙重衝突的壓力，探索其解決之道。無論成敗，它的案例必將寫入未來的工商管理教科書中，在全球商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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