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D：當前基層財政收支矛盾加劇，完善地方稅種、重構地方收入體系應該怎麼做？
賈康：地方稅體系建設是十九大特別強調的，這也是下一步攻堅克難的重要部分。總體來說，我認為必須考慮的重頭戲，一是抓住地方稅體系裡特別有分量且已經有框架的資源稅：除海洋石油外，資源稅是按屬地原則徵收，欠發達的中西部恰恰是資源富集地區。另一個是進一步按照中央要求，在稅收法定路線上推出房地產稅，這也是一個非常有難度的改革任務。
房地產稅是直接稅，是符合中央所說的要提高比重的代表性稅種，消解土地財政的短期行為也與之相關。地方政府有了房地產稅和地方稅體系，就不必靠單一的土地批租取得財力。在地方稅體系建設過程中，當地方職能履行跟稅源建設形成權責內洽，地方政府便會越來越專心致志地優化本地投資環境，提升本地公共服務水平。像房地產稅的徵收，要定期進行稅基評估，地方政府盡心盡力優化本地投資環境，提高本地公共服務水平，那麼每次稅基評估都會帶來稅收收入水平的水漲船高，地方財源建設就可以隨之合理解決了。
不過，對於土地財政實行改革，並不是說以後就沒有土地批租了。目前的情況是，一個地塊批租出去，一管就是40年或70年，錢被當屆政府使用，後面幾屆、十幾屆政府就沒有了這個財力來源，這種短期行為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一定要在土地批租基礎上，發展更多有穩定大宗收入來源特征的地方稅種，特別是前面提到的資源稅、房地產稅，以及其他適應地方具體情況的稅種，構建出稅權概念之下的地方彈性空間，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稅種選擇權、稅率調整權，甚至因地制宜的特定稅種設稅權。
談獨山縣舉債式發展
最大的浪費是什麼？是決策失誤
NBD：近期因貴州獨山縣舉債400億、大方縣拖欠教師工資等話題，基層財政問題備受關注。請問，這種困境要如何破解？
馮俏彬：基層財政出問題，大部分是因為過度發展、超能力建設，導致了過度負債。其實，在基本的“三保”問題上，現有體制機制對此是有相應保障措施的。往往是過度發展、過度負債造成了嚴重的債務壓力，反過來衝擊到基本的“三保”運轉。所以要守住“防波堤”，不能急功近利，還要有體制上對權力的約束，平衡好當前的財政壓力和未來的發展。
賈康：獨山縣這個案例，顯然是在中國體制機制背景下，“關鍵的少數人”出現了明顯的決策偏差。一個貧困縣搞了這麼大規模建設的盤子，項目大而不當，現在騎虎難下，建設難以為繼，這要吸取經驗教訓。最大的浪費是什麼？是決策失誤。本來很多縣級財政都很困難，再加上這些決策失誤造成的巨大浪費，是令人痛心的，所以一定要深刻反思，總結經驗教訓。
客觀地講，這種經驗教訓已經總結很多輪了，在現在全面配套改革反覆被強調、績效管理反覆被作為要領來落實的過程中，居然還會出現這樣的極端案例，特別值得我們進一步找准制度安排、管理環節的弊病和缺陷，從而解決問題。
對於縣級財政壓力未來會不會加劇，不能一概而論。有些地方可能有所好轉，有些地方不排除在一些階段出現困難加劇的情況。總體來說，“六穩”“六保”在貫徹落實中，中央更加強調要切實落到基層，問題則應具體地方具體分析加以優化解決。
談“十四五”財稅改革
理順央地財政關係是重中之重
NBD：“十四五”即將開啟，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有哪些重點方向？
賈康：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一直提到的三大任務，仍然是未來改革的重點。一個是理順中央和地方關係，一個是進一步推進預算改革，一個是解決稅制改革和地方稅體系的問題。
馮俏彬：“十四五”期間，要高度重視財政的可持續性問題。現在比較清晰的判斷是，未來一定時期，財政收入會保持相對低速，但是財政支出的強度不會減，這就會引出債務的問題，引出財政可持續的問題，需要我們妥善處理。
財政可持續問題與很多體制機制相關。稅制改革方面，要繼續推動從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為主的方式轉化，這個改革思路符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轉型方向。預算管理改革方面，特別要注重績效管理，當財政收支關係出現變化，財政壓力增大，財政績效管理既要全面，還要提高層次，不僅僅是每一個財政支出項目要講績效，還需要對部門、對政策的績效進行評價，把財政資金的口子守住，讓花出去的錢有效果。
NBD：要進一步調整完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現在的“硬骨頭”表現在哪些方面？
馮俏彬：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體制，核心是央地關係。說到財政體制改革，主要講三個問題，第一個是事權劃分，第二個是收入劃分，第三個是轉移支付。
首先說事權劃分。關於央地事權劃分改革，目前已經出台了基本公共服務、教育、醫療衛生、生態環境、科技、外交、應急救援等領域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但即使進行了事權劃分，在當前的體制結構下，各級政府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難劃得特別清楚。所以，雖然推出了事權劃分改革方案，但其中有很多的共同事權。這一塊我們只能在實踐中不斷摸索，盡量把改革往前推。
收入劃分也是一樣。目前，新一輪整體收入劃分方案沒有啟動，進行的是一些局部改動，比如調整增值稅央地分成比例，比如消費稅增量部分劃歸地方等等。之所以還沒有從體制上進行全面改革，把整個收入重新劃分一遍，是因為有些條件不充分。比如，想要劃分清楚，就要健全地方稅、直接稅體系，但是“營改增”之後，地方稅已經沒有了主體稅種。
再說轉移支付，不管是專項轉移支付，還是一般轉移支付，目前資金規模已經非常龐大。規模一大，怎樣做到“可預算性”就是關鍵，即下級政府不用去要錢，不用去打報告，能預知明年能從上級部門拿到多少錢，能夠估算財政收入的盤子。目前看來，這個“可預算性”是不夠的。另外一個需要改革的地方是轉移支付的下達方式問題，以往在資金層層下放的過程中會出現“漏損”。這一次中央政府發行抗疫特別國債，2萬億元直達基層，資金7天就能下撥到基層。這是一次試驗，未來這種方式能不能在更大的範圍內推廣，還需要進一步討論。
財政體制改革的核心即是理順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明晰中央和地方的權責。這涉及到國家的行政體制、甚至是憲法結構。這個問題大大超出了財政本身的範圍。只不過由於各種問題最終都會體現在財政收支上，所以財政部門對事權不清、支出責任不明最有深切體會。但要成為一個全社會的改革共識，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釐清、妥善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慢慢摸索出一個合理的央地關係結構，尋求多方平衡。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作者：吳林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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