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短期看，“內循環”也有不利的一面，突出表現在，阻礙國外先進技術的交流和擴散。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業務外包，也伴隨著技術進入，正是得益於這種技術支持，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實現了快速發展。從目前的現實情況看，即便我們不搞“內循環”，國外先進技術也已經很難“拿來主義”了。所以，在某種意義上，這種不利因素又可以轉化為積極的一面，它可能會倒逼中國自主產權的研發，企業將不得不增加研發在總收入中的比例，以盡快補齊產業鏈中的缺口環節，提高產業鏈的自主性和獨立性。
當然，短期內的困難和衝擊是難以避免的，市場主體不得不由此增加研發和營運成本，尤其小微企業將面臨“生死”壓力。而民間經濟的活力和就業市場對中國的經濟穩定具有重要意義，所以，在當前及今後很長一段時間，“保市場主體”“保就業”將成為穩經濟的重中之重。
全球化依然是“不可逆”的趨勢
文章認為,顯而易見，“內循環”絕不是關起國門。“封閉式”思維，並不符合經濟學規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著重討論了一國經濟繁榮發展的邏輯：經濟發展表現為人均收入的增長，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促進人均收入增長的唯一來源；提升勞動生產率的根本途徑則在於分工和專業化程度的加深；導致分工和專業化程度加深的基礎條件，則是市場規模的擴大。
世界級市場互通有無所產生的巨大收益，超過所有國家內循環的總和。任何經濟體，只有同其他經濟體進行資源整合與優勢互補，才能實現共贏共進。市場融通的一個功能在於，市場規模的不斷拓展往往還伴隨著技術進步，主要體現在分工和專業化程度加深的過程中，而技術進步對於經濟發展的意義就不言而喻了。
世界經濟的互聯互通、人員的交流往來，是大勢所趨，雖時有逆流，但大潮流浩浩蕩蕩，不可阻擋。
中國歷來是全球化的倡導者、推動者，一直都在為促進國際循環的暢通和擴大而努力著，越是在“逆全球化”沉渣泛起之時，越是堅持改革開放。從“一帶一路”、穩外貿穩外資、擴大自貿區試點，到自貿港建設、舉辦進口博覽會，中國積極“走出去”“引進來”，大力拓展新興市場貿易，是順應時代發展主流的國家戰略，不會因為某些別有用心的外部勢力施壓而動搖、改變。
中國乃至幾乎所有國家的成功實踐都證明了一條：只有擴大對外開放，經濟才能得到長足的發展。因此，我們在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同時，務必還要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理性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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