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21日電／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是根據中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需要從歷史與實踐的角度深入理解其深刻內涵。
堅持統籌推進國內經濟發展和對外經濟關係
光明日報發表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周紹東文章介紹，新中國成立後，遵循“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原則，我們依靠自身力量建立起門類齊全的國民經濟體系，在此基礎上打造了一個比較暢通的國內經濟循環，堅定地走出了一條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並在極其困難和複雜的局面下，積極拓展對外經濟關係，為社會主義建設爭取了重要支持。一方面，新中國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經貿封鎖。1952年8月，旨在針對社會主義陣營實施出口管制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建立了其在亞洲的分支機構——“中國委員會”，並制訂了專門針對中國的包含有295種物資的“貿易禁運清單”，一直持續到1972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才停止。即使處在這種國際環境中，新中國仍然盡一切可能與西方國家開展經濟交流，20世紀70年代，與西方國家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比重已超過50%。另一方面，新中國與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起密切的經貿往來，有限度地加入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平行世界市場，獲得了開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急需的物資和技術支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採用出口導向型對外開放戰略，通過“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方式切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在世界市場占領了一席之地。二戰後，美國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建立起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不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美國的經濟援助和貿易扶持進入經濟增長黃金期並積累起大量資本。到了20世紀80年代，一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過剩資本和過剩產能迫切需要尋找新的市場，另一方面，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面臨如何快速發展本國經濟的命題。在此背景下，引進外資、進口關鍵技術和原材料、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最佳選擇。改革開放實踐證明，基於比較優勢的對外開放戰略有力推動了中國經濟增長。但是，由於中國企業並沒有深度切入研發設計和品牌渠道環節，只是在國際經濟循環中承擔原材料加工、簡單製造、產品組裝等低附加值工作，當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比較優勢不再明顯時，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便難以為企業帶來持續穩定的利潤流。進入21世紀，美國先後發生“9•11”事件和金融危機，全球經濟增長遭到重創，保護主義抬頭、內顧傾向上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進入深度調整期。在這種國際大環境中，過於依靠投資和出口已不能保持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消費需求的數量擴張和質量提升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
早在2006年和2011年出台的“十一五”規劃和“十二五”規劃中，就明確提出對“兩頭在外”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進行調整，要求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推進對外開放的理論和實踐創新，在新發展理念指導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一個更高水平的開放格局正在形成。
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仍是歷史潮流，分工合作、互利共贏是長期趨勢，各個國家的經濟聯繫只會加深，不會削弱，開放也是中國的必然選擇和內在要求。“十四五”以及未來更長一段時期的中國經濟，必須把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結合起來，統籌推進跨境發展和國內經濟發展。
促進國民經濟各領域的循環暢通
文章表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開展物資資料生產活動需要具備兩種資源，一是生產資料，二是使用生產資料的人，即勞動者，兩種資源的結合就是生產方式。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結合不是一個抽象的形式，而是要落實到具體的產業和空間載體上來，這就構成了產業經濟循環、區域經濟循環、城鄉經濟循環和國內外經濟循環等具體的經濟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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