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我國勞動者建立公平的國際貿易體系
長期以來,全球貿易體系一直未能兌現其對美國工人的承諾。太多的公司急於將工作外包,太多國家違背承諾,成為誠實和透明的合作夥伴。COVID-19大流行表明,由於停機和短缺給工人和消費者造成了混亂,使我們的公共衛生應對工作更具挑戰性以及過度依賴全球供應鏈的風險。特朗普政府未能站在工人一邊,並與中國展開貿易戰,他們沒計劃獲勝——在這個過程中給美國農民、製造商、工人和消費者造成了難以置信的困難......
民主黨將對中國或任何其他試圖通過操縱本幣匯率、將鋼鐵和鋁等產品傾銷到我們市場或提供不公平補貼來削弱美國製造業的國家採取積極行動,我們將面對中國和其他國家行為者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的努力,並要求中國等國家停止針對我們公司的網絡間諜活動。
我們將取消特朗普總統的稅收和貿易政策,這些政策鼓勵大公司將工作運送到海外,並逃避繳納公平份額的稅款。如果公司關閉其在這裡的業務,並外包工作,我們將收回任何公共投資或從納稅人獲得的利益。我們將立即採取行動,通過與盟國合作,以最強有力的立場與中國談判,修復特朗普總統的魯莽政策給美國農民造成的損害。
氣候變化
我們將促進氣候責任制,動員統一戰線,防止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將污染外包給其他國家。
防擴散
我們將在現有基礎上,與中國等新崛起國家進行軍控協議談判。
民主與人權
民主黨人認為,宗教自由和信仰權——或不相信——是基本人權。我們絕不會利用保護這一權利作為歧視的掩護。我們反對將“宗教自由”政治化的美國外交政策,我們譴責世界各地針對宗教少數群體的暴行——從ISIS對基督徒等的種族滅絕,到中國對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大規模拘留……
全球經濟和貿易
民主黨人認為,如果美國不與盟國和夥伴合作,制定全球貿易條件,中國將為我們塑造全球貿易條件,美國工人階級家庭和中產階級將為此付出代價。因此,我們將與盟國合作,動員全球一半以上的經濟力量與中國對抗,從最強有力的立場進行談判。
民主黨人認為,為美國工人而戰也意味著要打擊全球腐敗,我們將把反腐敗作為我們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
亞太地區
作為太平洋大國,美國應該與其盟國和夥伴密切合作,促進我們的共同繁榮、安全和價值觀,並塑造正在展開的太平洋世紀。
民主黨對中國的態度將遵循美國的國家利益和我們盟國的利益,並借鑒美國力量的來源——我們社會的開放性、經濟的活力以及我們聯盟的力量,以塑造和執行反映我們價值觀的國際準則。削弱這些優勢不會使我們“對中國強硬”。這將是送給中國共產黨的禮物。
民主黨將明確、強大和一貫地推動我們對中國政府行動有著深刻的經濟、安全和人權問題的關注。
民主黨將保護美國工人免受中國政府的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影響,包括操縱匯率,並受益於與美元的匯率不一對一、非法補貼和智慧財產權盜竊。我們將團結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國,反擊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破壞國際準則的企圖。
民主黨人認為,中國的挑戰不是主要的軍事挑戰,但我們會阻止和應對侵略。我們將強調我們對航行自由的全球承諾,並抵制中國軍隊在南中國海的恐嚇。民主黨致力於《台灣關係法》,將繼續支持和平解決符合台灣人民意願和最佳利益的兩岸問題。
民主黨不會與習近平主席站在一起反對香港自治, 而是支持公民的民主權利。我們會全面執行《香港人權和民主法》,包括制裁官員、金融機構、公司及對削弱香港自主權負責的個人。我們將利用《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提供的工具,使全世界團結起來,譴責將100多萬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拘留在中國集中營中。
民主黨人將奉行這一戰略,而不訴諸於自我挫敗、單邊關稅戰爭或陷入新冷戰的陷阱。這些錯誤衹會誇大中國的重量,過度軍事化我們的政策,傷害美國工人。
美國必須有信心對待我們與中國的關係——有信心領導國際社會的努力, 回擊惡意行為, 同時在氣候變化和防擴散等共同關心的問題上尋求合作, 並確保中美競爭不會使全球穩定受到威脅。
歐洲
我們相信歐洲是我們管理與中國競爭領域的天然合作夥伴,並將努力制定共同的優先事項、戰略和工具。正如我們齊心協力對抗共產主義和應對全球恐怖主義一樣,我們將與歐洲一道應對氣候變化的生存挑戰。
綜上所述，兩黨在對華問题上有高度共識，共同感受到中國在經濟、價值觀和安全的威脅; 也同意美中是既有競爭也有合作的對抗者，須要避免進入戰争狀態的敵對關係，但是在態度和做法上，民主黨基本比較温和、理性和科學,更會避免軍事上的衝突，也更致力於發掘在下列領域的合作機會⑯：氣候問題、抗疫問題和維護二戰後建立的國際機制，等等。對中國的挑戰是如何避免西方反中統一戰線的建立。
由於民主黨是保護民權的政黨，在中美人文、學術交流和在美華人工作領域不會像龐培奧之類杯弓蛇影地將一切都看成可能是為中國利益服务。此外，也不會那様地高估中共統戰及宣傳領域的影響力，事實上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做法反而令許多人看到美國的言行矛盾，更同情中國。然而，這也是一個迫使中國檢討須要改進許多工作的良機。
在更深的一個層面,他強調的為工農謀福利政策與中國現在強調的不忘初心、為人民服務，難道不是高度的心靈契合？另一個方面,中國強調貿易自由化，市場自由化、加强引進外資的措施，又與美國的資本家，特别是高科技公司的利益一致。這些矛盾再次指出如何平衡全球化與主權國家保護弱勢群體義務的衝突。期望美中兩國在這個問题上更深地交流，這是改善兩國關係的重要基礎。
五、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可能重要人物
拜登團隊對華政策的重要人员大多與奥巴馬任職的團隊有關，綜合各方面的報道〔17-20〕，下面這些人將發揮重要作用。
A.賀錦麗Kamala Harris：副總統，由於拜登年紀大，相比於一般的副總統，她絕對會有很大的發言權。她的家庭和成長背景與奥巴馬非常相似，都是父親是黑人留學生，母親受過高等教育，年幼時父母離婚，由寡母带大，瞭解東方文化。她是一位強調人權的政治人物，她對中國在新疆及香港的措施上有尖刻的批評。但是她政治上發跡於舊金山，深刻瞭解華人的感受，必然認識到美中關係的複雜性，在一些大的議題上，如地球暖化問題，與中國合作。她反對特朗普的對中關稅措施。主張與美國盟國聯合面對來自中國的挑戰。
B.沙利文Jake Sullivan: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的高級政策顧問，前副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他認為中國硬實力的崛起是“積極心態的自然結果”,“中國非凡的發展不是美國外交政策失敗的結果, 而是其自身成功的結果”，美國應該“盡我們所能,促進和鼓勵中國的崛起, 支持中國的崛起”。作為拜登的假定外交政策或國家安全首長之一，沙利文也強烈反對遏制中國的力量，“中美兩國應該共同努力, 擴大我們可以在防擴散、氣候變化、全球經濟和其他許多領域進行的合作”。
C.布林肯 Antony Blinken：他與拜登的淵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近20年前兩人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共事時期。 自那時起,布林肯就一直是拜登在外交事務上的臂膀。 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布林肯先後擔任了副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和總統奧巴馬的副國安顧問,並在2015至2017年間擔任國務院副國務卿。 布林肯還是一家為企業提供地緣政治和政策諮詢的公司——WestExec Advisors的創始人之一。這家公司的業務包括“在戰略競爭時代管理和中國相關的風險”，為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經營活動提供策略建議。目前,布林肯已從這家公司暫時離職,進入拜登2020競選團隊,任高級外交政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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