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涉及到兩個方面。其一，本來按照一般政治倫理，在投票結束到新任領導人就職的期間，現任領導人不宜作出重大的人事任免決定及政策、命令。其二、按照政府繼承法則，雖然各政黨都有自己的政治綱領和基本政策，但在政黨輪替後，新上台的政黨仍需繼承已下台政黨的基本政策，以保持政府政策的穩定性及延續性。如要調整，也宜在一定時間之後，以原政策“窒礙難行”的理由進行調整以至更換。
這就確實是給了拜登重大的壓力。其實，即使特朗普沒有推出這些消極的涉華法案，拜登也已很難作出重大調整。因為在特朗普掌政的四年間，他已經在美國上下、朝野、官民間釀成了一股強大的對中國極不友善的氛圍，甚至已經是結構性的了。拜登即使是不贊同，有心要調整，也因為“老賣年高”，有心無力。因而特朗普的涉華政策還將繼續存在，因而不能盲目樂觀。
何況，在軍售議題上，拜登也將難以改變現狀。因為作為象驢兩黨的“幕後大金主”的軍火商，在中東等地戰火漸息的情況下，對台軍售就變成其主要收入來源，拜登如果消極對待對台軍售，就可能會令民主黨今後在總統和國會議員選舉中，缺乏“金援”。而在選舉中，是需要雄厚的財政作支撐的。因此，美國以“軍售”民意向台灣當局收取“保護費”，也就將會形成常態化，這當然也將會加劇台灣當局的財政負擔，為台灣民眾帶來更多的災難。
而且，不排除在未來四年，美國國會內的反華政客，也包括執政的民主黨的議員，仍會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利益，而不斷推出涉台的反華法案。
不過，有一點也必須注意的是，拜登作為老派的政客，較為重視契約精神。因而在“可操之於我”的行政運作範疇，他可能會回到三個《中美聯合公報》所揭櫫的一個中國政策的立場，及美國自己單方制訂的《台灣關係法》對台地位的定位。也就是說，作為行政部門，可能不會推出新的不利於中美關係的涉台行政指令，並逐步調整，回到奧巴馬時期相對穩定的軌道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