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備真備於734年隨第九次遣唐使回國，途遇風暴，船隊失散。一條船失蹤，兩條船第二年第三年才輾轉回日，還有一條船漂泊到昆侖國（今越南），一百多名船員，或被當地賊寇所殺，或染病而死，只有4人脫險。晁衡回國，也因遇風暴船破漂流到安南（今越南），全船180多人被當地賊寇襲殺後，所剩也不過10餘人，以至好友李白誤以為晁衡已遇難。804年，空海隨第十七次遣唐使入唐，“忘身銜命，冒死入海”，“暴雨穿帆，戕風折舵”，在海上漂泊34個晝夜，始至福州。同行最澄的另一船，經歷50多天海上險難，漂流到明州。第十八次遣唐使於837年啟航，四舶651人，啟航後遭遇風暴，第三舶140人僅20餘人生還，其餘只好返港，次年再次出海，又遇逆風，返港後再次出發，歷盡千辛萬苦才抵達中國。有人統計，派出的遣唐使船，有四分之一遇風浪而沉於海底。不少人因此借故躲避出行，而留學僧、留學生卻是積極爭取入唐。空海是上書自請入唐。圓珍未能隨從遣唐使，則來回均乘商船渡海。
日本朝廷對遣唐人員發［～符號～］、綿、布等作為入唐費用。留唐期間，外國來賓衣服食宿都是朝廷免費招待。《唐會要》記載對外國學生“衣糧准例支給”。《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僧榮睿等蕃僧，“入朝學問，每年賜絹廿五匹，四季給時服”。各地方有時還有破例優待，學問僧在途，有時也能得到布施，但這只是一方面。學問僧朝拜聖跡，尋師問道，游走各地，有時也很窘困。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記》和圓珍《行歷抄》這兩部留唐日記，留下不少這樣的實例。有時“主人極慳——乞一盤菜，再三而方與”，“一撮鹽，一匙醬酢，非錢不與”，“不許客宿”，且“再三嗔罵”。一行四人的行李，雇人挑，雇驢馱，一天行二十裡，三驢每天得付150文。渡河每人5文，驢每頭15文。他們也要擔心衣食無著。為取得通關文件，要“托有力人用物會計”。住店要付房租，住寺得助緣香火錢，辦事托人要通關，巡禮需要旅費，從師要出學費，收羅資料，也須費錢。空海代筆的《為橘學生與本國使啟》說橘逸勢在唐“日月荏苒，資生都盡。此國所給，衣糧僅以續命，不足束修讀書之用”。這種情形，在當時應該不是個例。
但他們依然遍訪名寺。長安各名寺之外，最澄、圓載、圓珍到天台，靈仙、圓仁到五台，普照、榮睿、玄朗、玄法等人到揚州，還有越州。入壇灌頂，研習經論，接受禪法佛法；求取內外書，除求贈外，也省吃儉用購買。《舊唐書》就說他們“所得錫賚，盡市文籍”。他們還大量雇人抄寫，自己抄寫。空海《與越州節度使求內外經書啟》自述“衣鉢竭盡，不能雇人，忘食寢勞書寫”。《與本國使請共歸啟》也說他“忘飡耽讀，假寐書寫”。2004年10月西北大學博物館征集收藏有井真成墓志銘，記述這個日本養老元年（717）隨第八次遣唐使來唐的留學生“豈圖強學不倦，聞道未終”而突然去世。在窘境中強學不倦，不是個例。他們帶回大量佛經和文學經籍。空海攜回日本就有不少唐人詩集和詩文作法類書，回日本後因此編成《文鏡秘府論》。和唐文人交往，空海不論在福州還是在長安、越州，都有文學活動，在越州，有朱千乘等人贈詩。最澄回日本，台州吳［～符號～］等九人賦詩相送。栖白、皮日休、陸龜蒙、顔萱與圓仁、圓載都有贈詩。晁衡與王維、李白、儲光羲、包佶、趙驊等詩人的交往更為密切。
這和唐本土文人的詩路之游不同。要在有限的留唐時間裡，完成求學求法的使命，日本遣唐留學生、學問僧沒有從容瀟灑的名山漫游，沒有閑逸寧靜的隱逸之游，當然，也沒有宦游和貶謫之游。這是一條在風浪裡艱難搏擊之路，在窘境中強學不倦之路。
這些留學生、留學僧，都是經選擇的優秀人才。他們絕大多數出身中等貴族。空海外舅的品級是二千石，圓珍是空海俗甥，吉備真備其父是右衛士少尉，阿倍仲麻呂即晁衡其父是中務少輔船守，大和長岡其父是刑部少輔從五位上，橘逸勢其父是右中井從四位下。出身貴族，使他們從小就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而位止中等，又使他們希望留唐學習，通過努力，改變現狀。當然，他們也都希望傳入中國文化，改變日本的現狀。
這就可以看唐代詩人和他們的交往詩作。李白以為晁衡海上落難已死，寫下《哭晁卿衡》，“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自是一往情深。其他詩人如曇靖、鄭壬送空海詩，“萬里洪濤白”“鯨波涉巨津”，王維送晁衡詩，“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徐凝送日本使詩，“鯨波騰水府”，實是表達對他們海上險難的深切擔憂。而王維詩寫“歸帆但信風”，包佶詩寫“錦帆乘風轉”，實是對他們旅途平安的真誠祝願。許蘭送最澄，寫“德重意唯堅”，是對日本留學生求學求法堅毅品格的高度讚揚。而空海《青龍寺留別義操闍梨》：“一生一別難再見，非夢思中數數尋。”想想旅途的艱辛，遙隔大海，不難體會作者離別不舍的深沉情思。晁衡《銜命還國作》，一邊寫“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林”，一邊寫“西望懷恩日”，既思戀故園，又不舍唐土，正是在唐矛盾心情的真實寫照。
也可以看他們留下的遣唐紀錄文字，如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記》，圓珍《行歷抄》《在唐目錄》及《圓珍傳》。一方面，是“殷勤安存”，“甚與安存，猶如父母”，“宛如骨肉”，“視如兄弟”，感受到唐人的周到和熱情，但另一方面，又不斷地記下一路“蚊虻甚多，辛苦罔極”，“入夜雨下，辛苦尤劇”。圓仁開成三年（838）泰州往揚州途中，八月八日“船中人五人身腫死”，十七日“病者金成死亡”，二十一日水手“在掘港鎮死去”，開成四年（839）密州到登州途中，四月十三日水手一人病死，“裹之以席，推落海里”，十五日又一水手“病苦未去，落卻海里”，二十二日又一人死去，“移置島裡”，五月二日一水手臨死，纏裹其身，載艇送棄山裡，送人回來說：“棄著岸上，病人未死，乞飯水，語雲：‘我病若愈，尋村裡去。’”二十二日，得到這個水手終於死去的消息。面對艱難和死亡，圓仁一行仍不停前行。從這些客觀的記述中，不難體會出出身中層的日本優秀學子們為求學求法堅毅前行的心理。
這些遣唐日本留學生、留學僧，把唐詩之路延伸到日本，空海、最澄、圓珍等開創了他們的文化事業，也留下了比叡山、高野山等日本唐詩之路的名山勝跡。唐詩之路在日本怎樣延伸發展？通行於中日海上唐詩之路的，還有鑒真等中國高僧和其他文人，他們的情況如何？這都需要另外的文章來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