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朝廷對遣唐人員發[~符號~]、綿、布等作為入唐費用。留唐期間，外國來賓衣服食宿都是朝廷免費招待。《唐會要》記載對外國學生“衣糧准例支給”。《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僧榮睿等蕃僧，“入朝學問，每年賜絹廿五匹，四季給時服”。各地方有時還有破例優待，學問僧在途，有時也能得到布施，但這只是一方面。學問僧朝拜聖跡，尋師問道，游走各地，有時也很窘困。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記》和圓珍《行歷抄》這兩部留唐日記，留下不少這樣的實例。有時“主人極慳——乞一盤菜，再三而方與”，“一撮鹽，一匙醬酢，非錢不與”，“不許客宿”，且“再三嗔罵”。一行四人的行李，雇人挑，雇驢馱，一天行二十裡，三驢每天得付150文。渡河每人5文，驢每頭15文。他們也要擔心衣食無著。為取得通關文件，要“托有力人用物會計”。住店要付房租，住寺得助緣香火錢，辦事托人要通關，巡禮需要旅費，從師要出學費，收羅資料，也須費錢。空海代筆的《為橘學生與本國使啟》說橘逸勢在唐“日月荏苒，資生都盡。此國所給，衣糧僅以續命，不足束修讀書之用”。這種情形，在當時應該不是個例。
但他們依然遍訪名寺。長安各名寺之外，最澄、圓載、圓珍到天台，靈仙、圓仁到五台，普照、榮睿、玄朗、玄法等人到揚州，還有越州。入壇灌頂，研習經論，接受禪法佛法；求取內外書，除求贈外，也省吃儉用購買。《舊唐書》就說他們“所得錫賚，盡市文籍”。他們還大量雇人抄寫，自己抄寫。空海《與越州節度使求內外經書啟》自述“衣鉢竭盡，不能雇人，忘食寢勞書寫”。《與本國使請共歸啟》也說他“忘飡耽讀，假寐書寫”。2004年10月西北大學博物館征集收藏有井真成墓志銘，記述這個日本養老元年（717）隨第八次遣唐使來唐的留學生“豈圖強學不倦，聞道未終”而突然去世。在窘境中強學不倦，不是個例。他們帶回大量佛經和文學經籍。空海攜回日本就有不少唐人詩集和詩文作法類書，回日本後因此編成《文鏡秘府論》。和唐文人交往，空海不論在福州還是在長安、越州，都有文學活動，在越州，有朱千乘等人贈詩。最澄回日本，台州吳[~符號~]等九人賦詩相送。栖白、皮日休、陸龜蒙、顔萱與圓仁、圓載都有贈詩。晁衡與王維、李白、儲光羲、包佶、趙驊等詩人的交往更為密切。
這和唐本土文人的詩路之游不同。要在有限的留唐時間裡，完成求學求法的使命，日本遣唐留學生、學問僧沒有從容瀟灑的名山漫游，沒有閑逸寧靜的隱逸之游，當然，也沒有宦游和貶謫之游。這是一條在風浪裡艱難搏擊之路，在窘境中強學不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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