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美國的機票和上網費用都比法國要低，而現在情況則正好相反。美國的物價相對變貴，托馬斯·菲利蓬認為原因在於，過去20年裡美國經濟的大多數部門競爭都有所緩和，集中程度則在緩慢但穩定地上升。同時帶來行業領跑公司地位日益穩固，股東獲利和收益增加，投資減少，生產率增長則在下降。研究者發現在1982到2012年間，製造業、零售業、批發貿易、服務業、金融業、公用事業和運輸業6個行業的集中度都明顯提高，領先公司的利潤率正在上升，相對優勢變得更加持久。與20多年前相比，目前行業領袖面臨挑戰和被取代的可能性較小。
特朗普采取的貿易制裁也是美國經濟實力下滑的結果。一方面，表明要讓製造業回歸，惠顧下層工人；另一方面，也是矛盾的，工資成本增加讓回歸美國成為畫餅充饑。阻礙全球化和貿易自由更多是表明態度。拜登新政府或許會延續貿易對峙，但談判餘地會大些。自由主義經濟面臨國內的挑戰，主要是由於壟斷過度和全球化，造成產業集聚和跨國分工，直接損害了國內工人的利益。自由主義經濟具有兩面性。進口滲透率和外包增長代表了全球化，體現了自由主義。但它對國內就業和工資水平產生很大影響。在汽車零部件行業的案例中，全球化的影響導致工資中位數從2003年的每小時18.35美元下降至2013年的15.83美元。經濟研究顯示，移民造成國內工人的工資小幅下降，但對缺乏高中教育的國內工人影響最大。自動化的穩步推進、機器替代人工，將促使底層90%群體的相對收入下降。薪水相對較高的製造業工作崗位已經被侵蝕，因為美國製造業就業份額從1953年的30%降至目前的不到10%。自動化影響與“技能偏向的技術進步”叠加，致使軟件驅動的計算機替代了日常工作，而這些工作的損失不衹發生在製造工廠的裝配綫上，還發生在打字員、簿記員、文員、接待員等日常辦公職業中。自動化并沒有造成悲觀主義者曾經擔心的大規模持久失業，在2007年底結束的經濟周期擴張期，美國經濟的失業率也能控制在5%以內，并且在2015年失業率再次下降至近5%。儘管就業崗位沒有大規模消失，但就業構成發生了變化，在職業分布的頂層和底層創造出更多工作機會，中層則出現空心化。這種轉變被稱為“極化假說”，在最近幾年已被勞動經濟學家廣泛證明。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業已成為了新經濟的核心。它從1978年的1.2萬億美元總產值，增長至2007年的11.8萬億美元，超過了製造業，成為美國經濟中最大的產業，這一行業的利潤同樣飈升——從1980年占企業利潤總額的18%，增長至2005年的46%。正如尼克松總統任下擔任政治戰略顧問的凱文-菲利普斯所言，華爾街為了謀取私利，“劫持”了美國經濟，這也導致經濟力量“如危機般過度集中”。③1998年對當時最大的對衝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進行救助，這個由天才級的“量子專家”們創立的基金實際執行的是非常簡單的套利策略，但不得不依靠極高的杠杆借款，以至於在少數投資策略出現差錯後，整個基金就破產了。當時沃倫·巴菲特表示願意拯救該公司，但救助方案會讓之前的所有者虧光全部投資。美聯儲沒有選擇任其自然的結果，而是干預進來組織救助工作。最終結果對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投資人和經理人來說要有利得多，而這群人中“恰好”有美聯儲的前任副主席大衛·馬林斯先生。④正如那時的《金融時報》所言，這是一次美式裙帶資本主義的典型案例。接下來，小布什上台後，共和黨背離了羅納德·里根所推崇的市場導向原則，越來越親近於大企業，例如在2002年對進口鋼鐵徵收關稅來保護本國製造商，給某些企業特殊優待以恢復其利潤水平。那時的民主黨和大企業集團走得更近，他們發起“公私合作模式”，用服務公益作為藉口從政府手裡大肆攫取資金。
發達國家的裙帶資本主義，主要表現為私人資本與政府相結合，政府保護私人資本；私人資本通過議會和政府培養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利用政治游說對政治家的決策施加巨大影響，以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比如次貸危機的源頭，美國龐大的房地產金融機構“兩房”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大爆炸。同一時期的美國安然公司，在政界遍撒金錢編織張龐大關係網，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政府的特別“照顧”。許多代表商業和富人利益的組織異常強大，并且因其擁有的各種資源而受到政治家的關注和青睞；而工會的持續性衰落，致使代表窮人和中產階級的那些組織越來越少，也越來越弱小。總之，各種不同形式的組織及其圍繞政策安排和選舉進行的鬥爭，構建起美國的政治衝突，而美國的政治制度，則有利於那些代表富人利益的組織及其聯盟推行捍衛自身利益的新政策并重塑市場。社會不平等越來越大，貧富分化也越來越嚴重。美國逐漸從廣泛的平民主義轉向了狹隘的權貴階層。規模龐大、民衆集體參與的、高度透明公開的政治權力游戲被政治說客們所主導的、透明度低又暗箱操作的權力游戲取代，而這些政治說客，正是為美國的金融和政治精英們服務的。⑤
四、國富民窮
按照凱恩斯主義式的政府干預，不僅對扶貧毫無助益，反而加重了貧困。首先，按揭凱恩斯主義導致信貸民主化，但信貸民主化并不能讓貧窮者優先受益，而是讓消費大戶受益良多。其次，政府對抵押貸款的鼓勵措施必定伴隨著稅收的減少，這樣也就減少了政府財政對社會福利項目的支出份額。再次，政府在金融領域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放鬆規制措施，在弱福利國家中，往往會刺激消費信貸的膨脹，這對貧困家庭的脫貧并沒有幫助。簡言之，與福利國家相比，消費國家的興起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經濟增長，但對於降低經濟不平等沒有幫助。進而，不平等的擴大，又對經濟增長造就了新的不利因素。實際上，福利國家在美國是有的，衹不過與歐洲福利國家相比，美國福利國家規模較小，因而顯得相對孱弱一些。全民健保或全民醫保直到今天都未在美國實現，這恰是美國福利國家孱弱的一種體現。更重要的不是福利國家的規模，而是福利國家的運作方式。美國福利國家常常以稅收優惠的方式來實施，諸多社會福利項目并非由政府財政支出的方式獲得財務支撑，而是通過稅收優惠的方式激勵民衆參與。⑥在社會政策領域，這種福利國家被稱為“隱形福利國家”，其獨特籌資方式被稱為“稅務支出”，而一般的籌資方式則是財政支出。這種獨特的福利國家運作方式導致了私人福利的興起，即美國很多社會福利是通過民間機構（既包括非營利組織也包括營利性組織）來提供，而政府衹是提供稅收優惠而給予了適當的激勵。這樣的福利提供方式與所謂的“公益福利”有別，最大的特色在於不具有普惠性，也不具有公平性，使得窮人收益的比重相對較低。
涓滴效應又譯作滲漏效應、滴漏效應、滴入論、垂滴說，也稱作“涓滴理論”（又譯作利益均沾論、滲漏理論、滴漏理論），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并不給予貧困階層、弱勢群體或貧困地區特別的優待，而是由優先發展起來的群體或地區通過消費、就業等方面惠及貧困階層或地區，帶動其發展和富裕，或認為政府財政津貼可經過大企業再陸續流入小企業和消費者之手，從而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涓滴經濟學，常用來形容里根經濟學，因為里根政府執行的經濟政策認為，政府救濟不是救助窮人最好的方法，應該通過經濟增長使總財富增加，最終使窮人受益。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稱徵稅“可能妨礙生意的發展，降低人們投資某些產業的意欲，影響就業。當人們必須交稅，其用作營運的資金會減少甚至用盡”。由此，里根時期的預算總監大衛·斯托克曼認為供應經濟觀點在經濟學中由來已久，而維持自由放任將不但使市場中先富起來的人受惠，也最終使最貧困的一群受惠。由此產生的論點是實質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必然會惠及全體，包括貧苦大衆。基於這種理論，美國國會不斷降低富裕階層的稅收，而其他階層的繳稅情況則沒有變化。但事實證明，這種誤導性理論不僅沒有使美國經濟持續繁榮，反而影響了經濟增長，最糟糕的是加劇了收入不平等。
在對美國人價值觀的評價中，勞倫斯·米切爾如此寫到，“在構成我們國家和我們自己的形象中。個人主義占據了讓人驕傲的位置，它的力量淹沒了我們關心他人的道德準則”。同樣，個人主義與內在的角度看待這個國家的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根源背道而馳。個人主義一直傾向於把很多社會問題都歸結於個人，比如貧困。⑦
趨功逐利的思想無法為一個社會提供凝聚力。實際上，根據它推崇競爭的本性，它恰恰是一種反社會凝聚的力量。美國社會基於一種人人為己的觀念之上，⑧人們向來狂熱地追求金錢、地位和聲名，而將諸如友誼、信賴、社區、工藝、富有意義的工作、家庭和精神生活之類的事物置於不顧，但這些事物才是有意義的生活的關鍵因素，也是美國非主流傳統向來宣揚的價值。⑨
綜上所述，美國的軟實力在快速消退中。這樣的美國還有多大吸引力？
注釋：
①[美]托馬斯·斯坎倫：《為什麼不平等至關重要》，2019年6月，中信出版社。
②[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2018年6月，新星出版社。
③[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2018年6月，新星出版社。
④[美]路易吉·津加萊斯：《繁榮的真諦》，2015年7月，中信出版社。
⑤[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2018年6月，新星出版社。
⑥[美]莫妮卡·普拉薩德：《過剩之地：美式富足與貧困悖論》，2018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⑦[美]馬克·羅伯特·蘭克：《國富民窮：美國貧困何以影響我們每個人》，2014年6月，重慶大學出版社。
⑧[美]喬治·帕克：《下沉年代》，2021年1月，文匯出版社。
⑨[美]莫里斯·伯曼：《美國為什麼完蛋了？》，2014年1月，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4月號，總第28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