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去年同期CPI增速的讀數較高，2020年前四個月中國CPI的同比增速都在3%以上，高基數效應將壓制今年CPI增速的走高；另一方面，受到豬周期因素的影響，年內中國生豬供給預計較為充裕。一般來說，能繁母豬存欄變化領先豬價十至十二個月，根據能繁母豬存欄的數據來看，2021年下半年中國的豬肉供給相比於2020年同期要高出20%至30%左右，這意味著豬價在今年存在著下行壓力，而豬價是影響國內CPI增速走勢至關重要的變量，豬價的走低將會對CPI增速構成顯著拖累。
資產通脹出現回落
即便是在工業品價格內部，也存在著“結構性漲價”的特征。一方面，全球定價的商品價格漲幅要明顯高出主要由國內定價的商品價格漲幅，比如今年以來鋼鐵和煤炭價格的上漲幅度要低於原油和工業金屬；另一方面，發達國家消費需求佔比較高的原油，今年以來的價格漲幅也要超過銅、鋁等工業金屬。這意味著從PPI同比增速上來看，上行速度並沒有像個別商品價格漲幅所表現出的那樣劇烈。筆者預計，年內工業品價格的高點應該在三季度出現，國內PPI同比增速下半年趨於回落，全年增速中樞相對溫和。
2020年受疫情影響，CPI高開低走，與此對應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大幅下降，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121萬元人民幣，比上年下降1.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下降4%。低收入群體所受到的影響更大，外出農民工收入增速比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要低7個百分點之多。但2020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的增速卻大幅上升，估計奢侈品消費額的全球佔比，比2010年提升了一倍，即達到38%。此外，豪宅的漲幅遠大於全國商品房指數漲幅，尤其以深圳、上海等一線或新一線大城市房價漲幅為甚。
與中國類似的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股市和樓市在去年也是空前繁榮。這是因為，疫情衝擊了實體世界，而各國政府為了維持社會經濟穩定，大量投放貨幣和實施財政補貼，於是“貨幣之洪水”大部分流入到資本市場，讓資本世界空前繁榮。這就是大家通常講的所謂“富人通脹、窮人通縮”。
主要經濟體通過超發貨幣和大規模舉債來刺激經濟的方式，實際上是在透支未來，加劇社會分化和激化社會矛盾。全球經濟的根本擔憂是長期和平下改革動力不足，遊戲規則不變使得社會結構扭曲。而各國央行和財政部門所採取的逆周期做法，似乎解決了流動性危機，屬於“無痛療法”，既保護了企業家（富人）利益，也補貼了窮人，但從數據上看，卻加大了貧富差距，因為資本收益遠大於補貼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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