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7日電／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在新發展階段，要圍繞改善人民生活品質來提升社會建設水平，這是黨的中央全會文件中首次提出“生活品質”問題，對於剛剛踏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當代中國而言，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北京日報發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教授王道勇文章表示，在新發展階段，要全面準確把握好人民需要變化的新趨向，努力提升人民生活品質。進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品質，關鍵要正確認識和把握新發展階段中國人民需要變化的新趨向。
文章分析，概括來講，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人民需要的變化呈現出以下三個基本趨勢。
需要質量迭代。迭代的本義是指在基本變量確定的前提下，以前次迭代結果為基礎進行重複修正，從而最終實現目標的一種行動和現象。在人民需要變化這一問題上，可以看到同一需要中存在較為明顯的類似迭代的現象，其基本特征就是在迭代前後，需要的基本目標不變，但需要的滿足層次在不斷提升，出現了1.0版、2.0版、3.0版的不斷迭代更新。譬如，在基本民生需要中，廁所就存在一個不斷迭代的問題。隨著基本溫飽問題的解決，如廁問題作為城鄉文明建設和鄉村振興的重要方面，其重要性日益突顯。此外，城市老舊社區的改造、空氣質量的持續改善、食品藥品安全性的提升、生活垃圾的處理，以及教育、就業和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更加公平等，都是人民需要不斷迭代的重要領域。
需要領域拓展。有關需要的研究都存在一個基本的理論預設，即人的需要發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馬克思認為，人既是一種自然存在物，又是一種社會存在物，最終是一種自由的有意識活動的存在物，因此實踐中的人在不同層面存在各種不同的生物需要、社會交往需要和自由發展需要。黨的十九大對“美好生活”內涵的描述，就是中國人民需要領域拓展的一個經典呈現。應當說，需要領域的不斷拓展會帶來一系列複雜的新挑戰。一方面，政府的需要供給能力及供給狀況與人民的實際需要之間可能存在結構不適配的問題，這種供給與需求的錯位不僅會反噬經濟生產，而且會觸發人們的不滿情緒，帶來社會政治穩定方面的隱患。另一方面，不同社會群體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等領域的需要的側重點是迥然相異甚至是相互衝突的。能否更好地處理這些因為人民需要領域拓展所帶來的“新議題”和“真問題”，直接決定著人民生活品質的高低。
需要功能位移。從理論上看，在相對豐裕型社會中，物品的使用價值得到較為充分的滿足後，人民需要的重心就會出現從使用價值向符號價值的功能位移。這時，物品的符號象徵意義就越來越多地成為個人身份及地位的代碼，人們將消費當成一種符號工具，通過消費向他人傳遞信息，通過他人的消費行為解讀背後附加的信息，並將這些信息作為進一步交往的依據。由此，不同品位的消費者會選擇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呈現出不同的群體風格，而不同品位的群體對符號消費的需要也完全不同。在當前中國，對於一些低收入群體而言，需要的重心還是基本民生，重點集中於改善基本生活條件，物品的使用價值和大眾消費仍然是最重要的追求目標，功能位移現象還不太明顯；對於中等收入群體而言，需要已經逐漸由滿足物質生活的大眾消費轉向體現美好生活需要的品位消費，品牌、品位和品格等成為共同追求的新目標；對於高收入群體而言，需要的領域進一步拓寬，迭代速度持續加快、更具有個性特質等成為這一群體的共同向往。於是，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無論是汽車品牌，還是電影和音樂類型，甚至是各類戶外活動等，都在不斷進行分層，需要功能位移現象日益增多，從而滿足不同群體的獨特需要。但是有關消費異化的進一步研究表明，必須對當前出現的需要功能位移現象進行適當干預。其中有些功能位移，如奢侈品消費，需要嚴格限制；有些功能位移，如追星行動等，需要積極引導；有些功能位移，如爭當勞動模範，崇尚工匠精神、企業家精神和志願精神等，則需要全社會大力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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