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香港政治動亂與“後真相”時代的關係
2019年下半年，香港爆發了歷史罕見的大規模暴亂，政治動蕩，社會失序、政府失能，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突然之間就成了最危險的城市，所謂的“香港獨立”氣焰之囂張，令人錯愕。其直接原因與《逃犯條例》有關，即是在2018年2月，香港一名男子在台灣殺害女友拋屍後潛逃回港。警方破案後，因香港與台灣之間沒有簽訂司法互助安排和移交逃犯協議，該男子無法被移交至案發地台灣受審。面對這一重大法律漏洞，為避免嚴重犯罪分子逍遙法外，香港特區政府於2019年2月15日向立法會提出建議草案，推動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簡稱修例）。結果引發了由香港反對派操控、西方勢力參與指導的激烈的社會抗爭運動，最後由特首林鄭月娥宣佈撤回。但是，社會運動沒有停止，反而向反政府、反中央、奪取香港管治權、實施香港“獨立”方向迅速挺進。時至今日，其各種成因都有透徹的分析，諸如基本法沒有全面落實的問題、青少年教育的問題、外部勢力干預的問題、貧富懸殊的問題等等，都非常深入，都有參考價值。但是，在各種分析中，甚少論及香港政治動亂與“後真相”政治的關係。可以說，香港的暴亂是乾柴遇到了烈火，所謂的烈火，就是“後真相”時代的政治能量。
我們知道，香港在中美脫鈎時代已經成為了美國新的戰略棋子，以港制華也是特朗普政權戰略戰術的組成部分，這是前所未見的。其中來自美國的最大外力，恐怕還不是給了多少錢和制定了多少個法案。通過運用“後真相”政治手段控制社交媒體，讓香港處在無真相的大環境中，渾水摸魚，激發民意的憤怒，以推翻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這才是外來的真經。
在此以所謂“反修例”活動中影響最大的“太子站死人”謠言為例：香港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在2020年5月15日發表逾千頁報告，明確指出“香港警方在太子站打死示威者”是完全與事實不符的，更剖析這一傳言的形成過程。就“太子站死人”傳言，報告詳細列出形成過程：2019年9月1日凌晨，開始有消息揣測車站內有人死亡，同日下午更傳出有數人被殺的揣測；9月2日，“連登”和“高登”網上討論區接連有多篇帖文，有帖文援引醫護人員消息聲稱有人被警方殺害；9月5日，“高登”網上討論區一帖文援引一名總督察的說話，聲稱事件中有人死亡並非虛構，但並非被警方殺害；9月6日，“連登”網上討論區又有帖文聲稱事件中有6人斷頸而死。報告指出，太子站內有人被殺的傳言在網上迅速廣泛傳播。這種說法在起初衹是揣測，其後迅速轉變成傳言，再轉變成所謂的確認，而在此過程中並無提出任何證據支持。報告認為，香港警方、消防處、醫院管理局和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在反駁毫無根據的主張時，反應緩慢。如果警方在最初階段迅速採取行動，並率先舉行聯合新聞發布會駁斥虛假的死亡謠言，可能有機會阻止這些謠言在網上湧現，示威者沒有藉口進行更多示威活動。香港警方回應監警會稱，已制定“警隊公共關係策略”。在最近的騷亂中，許多針對警方的傳言及虛假指控在不同媒體廣為傳播。警方積極識別相關問題，尋求澄清，並主動審視事實，透過不同途徑傳播資訊。監警會副主席、特區立法會議員謝偉銓對香港記者指出，“太子站死人”在起初衹是揣測，但經過所謂醫護人員、警務人員“證實”，令這一揣測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最終成為“大傳言”，衍生出更多示威活動。但監警會觀察種種事實分析，“太子站死人”這傳言並不合理。未來，特區政府、警方應該更關注互聯網傳播的資訊，更快速、更主動澄清傳言，“正如一場足球比賽，對手已經踢進十球，不能視若無睹。”
如果從傳統的思維和常識來看，衹要及早還原事實真相，就能夠杜絕謠言，遏制假新聞。但是，“太子站死人”的厲害之處在於，其成為“後真相”政治手段的實際運用。無論早講清楚晚講清楚，都沒有用，因為這是一個不需要真相的最為有效刺激民憤的措施，這是為動亂服務的“另類真相”。香港城市智庫召集人洪錦鉉表示，在互聯網上存在“回聲室效應”。一些虛假消息不斷重複，並以誇張或其他扭曲形式重複，會令其他沒有深究事實、不假思索的人士信以為真。全國政協委員、香港警務處前處長鄧竟成表示，虛假消息如沒有得到及時澄清，可以對社會造成重大傷害，甚至影響社會穩定。現在互聯網時代，在社交平台及網站傳播虛假資訊相當容易。目前，香港還沒有規管發佈、散播假消息的專門法例，政府應該在保障言論、新聞、出版等自由的前提下，制訂相關法例，禁止任何人在社交平台及網站藉傳播虛假資訊煽動民粹及不安。可見，香港很多有識之士已經看到了“後真相”的嚴重問題，提出了積極遏制的建議。
香港天大研究院副院長伍俊飛將步入了“後真相”時代的香港社交媒體問題歸納為“新部落敗壞政治正確”的新問題，他分析指出：“香港的虛擬社區形成了新部落，依靠本土化的認同和情緒，建立起排外的小圈子。從技術上來說，互聯網確立排外模式比在現實生活中更為簡單和高效，根本不需要經過任何法律的程序甚至禮貌的拒絕，衹要通過網上認證環節就可以完成。這樣，社交媒體完全不受政治正確規範的約束，成為社群歧視甚至煽動暴力的淵藪。在佔中、反修例等風波中，社交媒體還起到策劃、組織、指揮、導引暴亂的功能，甚至可以暴露警察的行蹤，安排黑暴分子安全撤退，助其逃脫法律的懲罰。很明顯的是，不受政治正確約束的部落化社交媒體給香港社會帶來極大的破壞作用。新部落成員基本喪失了個體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凡事跟隨部落的情緒方向流淌，自己無法對個人行為負責。比如，一則關於大陸人的羞辱性謠言往往獲得成百上千的點贊，甚至超出首發人的期望值，像病毒一樣在瞬間傳遍大街小巷，讓其本人無法控制言論傳播以及由此而生的街頭衝突後果。對個別人來說，一條不真實的短信衹是一個惡作劇，或者衹是表達一下自己的願望，或者衹是排解自己的怨氣。然而，一旦這種病毒信息登上互聯網，在沒有政治正確的環境下，它就會被瘋狂傳播，帶來災難性的破壞，讓發信人、部落成員、網民甚至警察都無法控制失序帶來的混亂狀態。社交媒體為部落成員參與日常政治提供了平台，使其在投票日之外，也享有了監督和參與政治的權力，這是互聯網時代的標誌性特徵之一。這種廣泛的政治參與目前都是以匿名形式出現，這給現代的法治化政治參與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這種部落範式點燃了香港市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把一個傳統上持政治冷感的社會變成高度政治化的熱點地區。部落成員在網絡上傳播不成熟、非理性的意見，進一步衝擊了理性的政治運作，導致香港政治步上民粹化的道路，也使得香港的社交媒體常態性突破現代文明的底線。”由此可見，“後真相”時代的香港已經催生了令人驚悚的極端的社會暴政。
伍俊飛的論述，是對香港“後真相”時代特點的深刻剖析。2019年的香港，徹底淪陷在“後真相”的政治風暴中，“一國兩制”幾乎毀於一旦，確實驚心動魄。
香港的社交媒體生態確實是極其複雜的：首先，主要的社交媒體平台都掌握在外國公司手中，即使假新聞泛濫成災，各方也無可奈何。其次，特區政府、建制派力量對社交媒體長期無感，在很大的程度上放棄了對社交媒體的有效參與及治理。第三，對社會政治運動與“後真相”時代的最新結合過程及後果茫然不知，吃了大虧還不知道原因何在。
所幸的是，2020年6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之後，正式把香港納入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建設，堵塞了國家安全風險缺口。其中極為重要的是，對香港政治進入“後真相”時代發揮了非常有力的管治作用。所以，香港的“後真相”政治的亂源應該比較可控。不過需要強調指出，要摒棄香港的“後真相”危害，也幾乎是不可能的。與“後真相”對弈，是今後的香港政治面臨的常態。作為全力支持香港進行“一國兩制”實踐的新聞媒體，中評社要高度注意香港“後真相”時代的重大隱患，要努力承擔香港新聞媒體中已經不多見的“守門人”責任，努力鍛造自己的洞察“後真相”時代的真相能力。
五、“後真相”時代對内地民意的刺激作用
“後真相”時代對於内地社交媒體輿論場也是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其破壞性也不可以小瞧。尤其是所謂的愛國主義熱情與“後真相”時代結合之後，真相被激情淹沒，事實被迫讓位於虛構。在此，看看專家的分析即可以一窺全貌。
内地的專家趙麗濤撰寫論文指出：“後真相”是網絡輿論空間中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也是我們進行青年網絡愛國主義教育必須觀照的前提。如何加強網絡社會中的青年愛國主義教育是當今中國無法迴避的問題，它涉及壯大主流意識形態、增強國家認同、弘揚民族精神等重大時代課題。但是，“後真相”時代青年網絡愛國主義教育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成為觸及人心的深層焦慮。⑨
在趙麗濤的論文中指出了尤為重要的兩個特點：
其一，“後真相”中的虛化歷史與極端民粹傾向，解構青年網絡愛國主義教育內容。從運作機制看，網絡空間中“虛化歷史者”利用信息的自由流動與公眾的認知盲區，極力曲解、詆毀歷史事實，故意抹黑民族英雄、美化反面歷史人物，尤其是肆意質疑乃至否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希冀藉此重構青年網絡愛國主義教育內容的思想內涵和價值意蘊，企圖損傷廣大網民對歷史文化的自尊心與自信心。網絡空間中“極端民粹者”則誇大、渲染社會轉型期與改革攻堅期的社會矛盾，通過販賣焦慮、悲情敘事、激化矛盾、兜售苦難的方式激發草根群體共鳴，進而迷惑青年網民，在妖魔化現實中摧毀他們的愛國情懷。我們可以看到，近年來不管是“虛化歷史者”，還是“極端民粹者”，無不通過炒作熱點事件操控網絡輿論走向，試圖顛覆青年群體的世界觀與價值觀。譬如，“惡搞屈原”“美化李鴻章”“質疑雷鋒”“醜化劉胡蘭”以及“風景名勝不過是把老祖宗留下的東西圍起來收費”“一個出身寒門的狀元之死”等網絡熱點，就滲透著對愛國主義教育內容的負面解讀。
從根本上說，網絡空間中的“虛無歷史”或“極端民粹”現象，造成青年一代美醜不辨、是非不明、善惡不分。因為這樣的方式歪曲了青年網絡愛國主義教育內容，打著所謂“解密歷史”“還原真相”“維護正義”的幌子，屏蔽和取代客觀事實，消解與解構青年網絡愛國主義教育內容所蘊含的理想信念、政治信仰、民族精神、國家認同。進一步追問，我們不難發現，很多時候“虛化歷史”與“極端民粹”往往不是普通的思想傾向，其背後經常晃動著西方意識形態的影子。實質上，這兩種傾向在解構青年網絡愛國主義教育內容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鼓吹和推銷資本主義價值理念，乃至以“普世價值觀”重構青年網絡愛國主義教育內容，賦予其西方底色，以此達到顛覆正見、消解崇高的政治企圖。
其二，“後真相”中的資本邏輯宰制風險，消解青年網絡愛國主義教育主流話語。當前，以資本增值為最終目的的資本邏輯已經介入網絡空間，並且是催生“後真相”負面後果不可忽視的原動力。伴隨經濟全球化與市場經濟深入推進，資本邏輯加速影響網絡輿論場，一些唯利是圖者善於利用“後真相”時代的“情感優先”特質，試圖在操控輿論走向中獲得利益。從外在表徵看，資本邏輯裹挾下的“後真相”呈現戲謔化、庸俗化傾向，以此混淆是非，渲染不良情緒，從而使得青年網絡愛國主義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在資本邏輯驅動下，一些商業營銷活動也在網絡上詆毀民族英雄，這種醜化英雄人物的戲謔表達形式對占據主流地位的愛國主義話語進行著侵蝕與消解。實質上，資本湧入網絡輿論領域並不可怕，讓人擔心的是資本邏輯宰制下的“金錢崇拜風險”擠壓青年網絡愛國主義教育主流話語空間。這是因為，在資本邏輯驅動下，一切都可以用金錢衡量。由此而帶來的一個後果是，在網絡輿論空間真相可以篡改、編造，一些人甚至為了獲取不菲利益而犧牲國家和民族利益，以所謂扎眼的、走心的迷惑性愛國主義話語蒙騙網民，以此達到追逐私利的目的。
我們可以看到，“後真相”中的資本邏輯倡導消費主義至上，推崇“金錢拜物教”，這無疑會消解青年網絡愛國主義教育主流話語，侵蝕青年的愛國熱情，甚至讓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年陷入資本主義描繪的狂熱消費景觀中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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