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在地緣政治和戰略安全領域，美俄深陷“安全困境”。雖然俄羅斯無力且無意與美國展開全球性全領域對抗，但它有實力有意志在其周邊地區和在核戰略領域抗衡美國。依據地緣政治理論，外高加索、東歐、中東、中亞等俄羅斯周邊地區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極其重要，因此是它與美國進行地緣政治爭奪的主要地區。主要因美俄在這些地區的地緣戰略較量導致的俄格戰爭、俄烏衝突、叙利亞戰爭都對美俄關係傷害很大，烏克蘭和叙利亞將長期成為美俄激烈的地緣戰略競爭之地。同時，在美俄核戰略博弈中，俄羅斯絲毫不退縮。俄羅斯不僅保有仍令西方膽寒的龐大核武庫，是唯一有能力多次毀滅美國的國家，而且利用本世紀初地緣政治經濟矛盾激化與世界安全形勢惡化，大量出口高價油氣和武器裝備，推動經濟增長，全面更新武器系統，夯實了對抗美國的硬力量基礎。2018年3月18日俄羅斯總統選舉前夕，普京罕見地高調展示俄羅斯的“薩爾馬特”、“匕首”“先鋒”“波塞凍”等各種高新尖武器，并猛烈抨擊美國霸權主義。
（二）美俄“新冷戰”的現實根源
“九一一”後，雖然美國口頭上反復說美俄是重要合作夥伴，但它實際上趁機繼續蠶食、擠壓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空間。美國藉全球反恐反擴散推行的“新帝國”戰略仍包含在中東等多個地區遏制俄羅斯崛起的成分，因而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導致美俄關係惡化。當時美國憑藉頂級大國的實力，罔顧國際輿論，違背國際法，以“預防性戰爭”推翻敵國政權，防範新的世界大國崛起，強行塑造“美利堅新帝國秩序”。〔18〕奧巴馬上台後美國大幅調整其全球戰略，收縮反恐戰綫，重點轉向遏制中國快速崛起，但沒有真正放棄“遏俄弱俄”戰略，以致2009年美俄關係“重啓”曇花一現。
為了維護和擴展霸權，作為當代唯一霸權國的美國，除了通過操控其主導的國際制度規範外，往往通過三種途徑。一是在戰略安全領域追求自身及盟友的絕對安全，導致戰略對手和敵國絕對不安全。二是不斷進行地緣政治擴張，擠壓戰略對手或潛在戰略對手的地緣政治空間。三是進行意識形態滲透、擴張，威脅戰略對手和敵國的政治穩定和政權生存。事實上，冷戰後美國霸權擴張與護持戰略在以下四個方面對俄羅斯構成嚴重威脅。
第一，為了追求自身及盟友的絕對安全，美國通過研發、部署先進反導系統抵消俄羅斯的核反擊力量，試圖以美國核戰略優勢取代美俄核戰略平衡，以致威脅俄羅斯安全乃至生存。蘇聯解體後，除了核戰略平衡外，美國對俄羅斯具有壓倒性常規力量優勢，但它仍追求對俄的核優勢，即通過導彈防禦系統使俄羅斯的核威懾歸零，從而同時突出自己的核力量和常規力量優勢，試圖在緊要關頭降低美俄戰爭門檻并對俄戰而勝之。因此，美國除了以防範朝鮮導彈襲擊為由在其西海岸和東亞部署主要針對中俄的強大導彈防禦系統外，還以防範伊朗導彈襲擊為由在東歐部署實際上針對俄羅斯的先進導彈防禦系統。這對俄羅斯的核威懾戰略和國家安全構成致命威脅，引起俄羅斯的強烈反制。近年來，俄羅斯大力研發能够突破美國反導系統的超高音速武器，取得了預期的成功。
第二，美國把北約擴展到俄羅斯周邊地區甚至到前蘇聯版圖內，使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空間和它與北約間的安全緩衝地帶蕩然無存。北約在科索沃戰爭時接納波、匈、捷三國後，又在伊拉克戰爭後吸收了包括波羅的海三國在內的七個東歐國家。美國在推動北約東擴過程中還違背了不在加入北約的國家建設軍事基地、部署軍隊和核武器的承諾。北約還把觸角伸到阿富汗和叙利亞等俄羅斯的鄰近國家。尤其是，美國力圖使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加入北約。在北約把戰略前沿推進到俄羅斯家門口的形勢下，俄羅斯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脅和戰略壓力。美國不斷蠶食俄羅斯傳統勢力範圍的霸權行為，自然使具有強烈帝國意識和民族擴張主義傳統的俄羅斯非常反感，以致奮起反擊，於是就有俄格戰爭、俄對克里米亞的“吞并”、俄對叙利亞戰爭的武力介入。就烏克蘭危機而言，美俄地緣戰略矛盾及北約東擴是其根本原因。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的主要代表米爾斯海默也承認，烏克蘭危機的根源（taproot）在於北約東擴。〔19〕
第三，美國在獨聯體地區煽動的“顔色革命”嚴重威脅俄羅斯的政治穩定。伊拉克戰爭表明，美國試圖通過一切手段在國外推進民主化，從根本上消除暴政、恐怖主義等邪惡勢力，從而擴展它領導的自由世界。美國在伊拉克初步得手後，就在一些獨聯體國家策劃、煽動“顔色革命”，導致格魯吉亞、烏克蘭先後於2003年底、2004年底發生“顔色革命”後倒向西方。美國不僅旨在拆散獨聯體，而且企圖使俄羅斯也發生“顔色革命”。當普京加強國內控制以防範“顔色革命”時，美國副總統切尼在2006年5月訪問立陶宛時嚴厲指責俄羅斯“開民主倒車”，這被俄媒稱為第二次“冷戰”宣言書，與“鐵幕演說”相提并論。〔20〕當時美國著名俄國問題專家科恩甚至認為美俄開始了“新冷戰”。〔21〕
第四，美國藉反恐之機把觸角伸到中亞——里海地區，威脅俄羅斯的“後院”。中亞——里海地區不僅是僅次於中東的世界第二大油庫，而且位於中東、俄羅斯、中國之間，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緣經濟和地緣戰略地位。該地區在“九一一”前被俄羅斯視為“禁臠”。“九一一”後，深受恐怖主義之害的俄羅斯在反恐問題上一度與美國有了共同利益。在美國做出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後立即從中亞撤軍的承諾後，俄羅斯同意暫時打開自己的“後院”迎接美國這個反恐新朋友，以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和軟化北約東擴的強硬立場。然而，令俄羅斯強烈不滿的是，不僅北約繼續東擴，而且美國在中亞反恐的真正目的是乘機控制該地區。美國若控制了中亞，既可控制大量油氣資源，又可威脅俄羅斯并妨礙中、俄、伊（朗）形成抗美聯盟。
由於美國霸權擴張導致21世紀初歐亞大陸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和東亞、中東等地區軍備競賽再起，俄羅斯通過出口大量武器裝備和高價油氣推動經濟強勁增長和國家崛起，這恰好與伊拉克戰爭後美俄關係逐漸惡化同步。到2012年普京第三次就任俄總統時，俄羅斯政局穩定，社會安定，國家凝聚力增強，國際影響上升。作為多極化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俄羅斯強烈反對世界單極化和美國霸權，極力推動世界多極化。作為一個有長期擴張歷史、強烈民族主義意識的大國和蘇聯的主要繼承者，俄羅斯絕不會對美國俯首貼耳。一個既有“輝煌”過去又有多次慘痛安全教訓且正在崛起的俄羅斯，在規劃其國家大戰略時特別重視其所處國際環境尤其是周邊地區。確保周邊穩定，尤其是在原蘇聯版圖內確立地緣戰略優勢和構築其國家安全緩衝地帶，是21世紀初俄羅斯的基本戰略目標。當俄羅斯國力衰弱時，它無力強力反制美國及其北約。而當俄羅斯開始崛起時，它自然無法繼續容忍美國蠶食其勢力範圍和企圖打破美俄核戰略平衡的努力，必然強力反擊。
三、餘論
美俄“新冷戰”和美蘇“冷戰”都是非直接戰爭下的大國權力惡性競爭，本質上沒有什麼差別。但是，由於力量對比和時代背景皆不同於冷戰時期，美俄“新冷戰”不是美蘇“冷戰”的簡單複制，而是具有一系列新特點。
首先是力量和博弈的非對稱性，這個特點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他一些特點。美蘇“冷戰”是兩個超級大國的全球爭霸，是力量大體均衡的兩大政治軍事集團的全面對抗和對稱性博弈。由於美俄的綜合國力對比嚴重失衡，美俄“新冷戰”則是非對稱性博弈。雖然俄羅斯在國土面積和自然資源方面對美具有優勢和在進攻性核力量上與美旗鼓相當外，但是美國在其他所有領域都具有絕對優勢。就經濟總量和軍費開支兩大國力硬指標而言，俄羅斯都不到美國的10%。而且，俄羅斯幾乎單槍匹馬地與美國的全球性霸權聯盟較量。美俄“新冷戰”是國際關係史上罕見的大國非對稱性對抗。
其次是對時代主題和國際體系的非決定性影響。美蘇“冷戰”發生在二戰後的兩極體系中和東西方全面隔絕、對抗的全球性敵對時期，它決定了世界政治經濟的根本性質、整體態勢和時代基本特徵，當時世界政治、軍事、經濟被分割為兩大陣營、兩大集團、兩大市場，雙方都致力於政治意識形態對抗、軍備競賽及軍事對峙、全面經濟封鎖與反封鎖，美蘇“冷戰”進程與世界政治的“冷戰”時期同一，本質上是一回事。換言之，美蘇“冷戰”決定了那個時代的特殊性質和世界的整體面貌。而美俄“新冷戰”發生在本世紀初以來單極體系向多極體系加速轉型和經濟相互依賴加深但反全球化逆流甚囂塵上的世界劇變時期，它是國際體系加速轉型期錯綜複雜的大國戰略矛盾尖銳化的一種反映，而非世界整體局勢和國際體系變遷的決定性因素。換言之，由於俄羅斯經濟對世界的影響幾乎可忽略不計，美俄“新冷戰”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很小，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當今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和時代性質，衹能對當今世界發展趨勢、大國戰略穩定和時代主題造成一定衝擊。
第三是範圍的非全球性和領域的非全面性。美蘇“冷戰”是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與蘇聯領導的東方世界之間的全球性“冷戰”，是人類進入核時代後的一場世界霸權爭奪戰，雙方多次瀕臨全面戰爭甚至核大戰。而美俄“新冷戰”主要是無力且無意稱霸世界的俄羅斯與美國及其主導的北約抗衡，“主戰場”在東歐這一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不具全球性，引發世界大戰的危險較低。美俄在叙利亞的較量雖然激烈，但衹是美俄“新冷戰”的側翼。俄羅斯利用委內瑞拉和古巴在美國“後院”試探性放火，對美俄“新冷戰”衹有象徵意義。同時，美蘇“冷戰”是雙方在意識形態、政治、外交、軍事、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全面對抗。而美俄“新冷戰”雖波及經貿等其他領域，但集中在以核軍備競賽為代表的戰略安全領域與以烏克蘭危機為代表的地緣政治領域。
第四是意識形態色彩較淡。意識形態敵對與意識形態輸出不僅是美蘇“冷戰”的主要內容和表現之一，而且是其重要思想根源和動力。意識形態根本對立的美蘇競相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拼命抵禦對方的意識形態擴張，因此雙方都奉行干涉別國內政（指導思想、社會制度、發展模式）的意識形態霸權主義。美國的意識形態霸權主義自不待言。蘇聯的意識形態霸權主義表現為盛行於社會主義陣營及其外圍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與維護和輸出這個模式的“勃列爾涅夫主義”以及“世界革命論”。因此，美蘇“冷戰”是自由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全球性殊死較量。而俄羅斯不是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無力也無意輸出其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而是強烈反對美國的意識形態霸權，如強烈抨擊美國發動的“顔色革命”。因此，儘管美俄“新冷戰”不無意識形態色彩，如包含美國“自由民主”與俄羅斯“主權民主”的對抗，但它不是“社”與“資”的生死較量，也不是集權主義的蘇式民主與唯我獨尊的美式自由民主的全球性博弈。
第五是主動權基本在美國手中。在美蘇“冷戰”中，雖然美國更主動或者說先主動挑起對抗，但蘇聯也不被動，尤其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陷入越戰泥淖時蘇聯表現得更主動，總體上雙方互有攻守。這是由美蘇力量對比的大體均衡和80年代中期以前蘇式社會主義總體處於上升期決定的。而在美俄“新冷戰”中，正是由於美俄力量對比的嚴重失衡，美國一直處於攻勢，而俄羅斯基本上是反擊，無論在政治外交領域，還是軍事安全領域和經貿領域，無論是在烏克蘭，還是在叙利亞。儘管俄羅斯有時的反擊很有力度、章法和成效，甚至有時看起來是主動出擊，如在叙利亞戰爭中。
注釋：
〔1〕環球網，2021年3月14日。
〔2〕馮玉軍：《烏克蘭危機：多維視野下的深層透視》，《國際問題研究》，2014年第3期，第49~52頁。
〔3〕[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1月第1版，第38頁。
〔4〕 [美]羅伯特·卡根：《歷史的回歸與夢想的終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25頁。
〔5〕《普京再造獨聯體》，載《中國新聞周刊》2013年1月9日，http://newsweek.inewsweek.cn/magazine.php?id=6284&page=2,上網時間：2013年4月15日。
〔6〕Henry Kissinger, "How the Ukraine Crisis Ends", Washington Post, March 6, 2014.
〔7〕《環球網軍事報道》，2021年2月8日。
〔8〕俄羅斯《生意人報》，2014年5月15日。
〔9〕海南日報，2014年7月4日。
〔10〕[美]羅伯特·卡根：《歷史的回歸與夢想的終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31頁。
〔11〕京華時報，2014年8月31日。
〔12〕張小明：《冷戰及其遺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導言》第1頁。
〔13〕張曙光：《美國遏制戰略與冷戰起源再探》，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版，第290~291頁。
〔14〕[美]約瑟夫·奈：《理解國際衝突：理論與歷史》，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年8月版，第166~167頁。
〔15〕[美]羅伯特·卡根：《美國締造的世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74頁。
〔16〕[美]沃爾特·拉費伯爾：《美國、俄國和冷戰，1945~2006》，牛可、翟濤、張靜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年2月版，引言，第1頁。
〔17〕Vladimir Putin, "A Plea for Caution From Russia", The New York Times,Sept.11,2013.
〔18〕參見鄭保國：《9·11時代美國對外戰略的危險“創新”》，《外交評論》，2007年第5期。
〔19〕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Foreign Affairs, Septermbei/October, 2014.
〔20〕中國網，2006年5月7日。
〔21〕Stephen F. Cohen, "The New Cold War and US-Russian Relations", Japan Focus on December 2, 2006. http://www.japanfocus.org/products/details/2283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5月號，總第28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