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為梁振英就此議題回答的實錄，直新聞還將陸續刊發此次專訪其他內容。
秦玥：6月12日，中央四大駐港機構聯合舉辦了一場“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您在開場發言時說中國共產黨開創了以“一國兩制”和平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領土和主權問題的先河，也樹立了法治和民主的典範。我們聽了論壇感覺大家分享的角度各有不同，從您的角度為何選擇從法治和民主來談？
梁振英：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領導了中國70多年，當中包括了40多年的改革開放時期。其實作為中國人民的一份子、作為一名香港同胞，可以談的角度有很多，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國兩制”的創始者之外，我們還應該有針對性地面向香港社會、也通過香港向國際社會談兩個大家也都很關心的方面，一個是香港的民主，一個就是香港的法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創始的“一國兩制”下的民主和法治包括什麼？
在《中英聯合聲明》裡，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以法律規定之，也就是以基本法來規定的。之後花了4年多、5年的時間，寫成了160條成文的法律，這個“以法治規定之”就是體現在這個基本法裡面了。現在到了今天，已經過去24年了，我們也經常聽到社會上甚至在香港法院裡面也打這樣的官司，就是說政府某個政策或是某個舉措是否符合基本法，那麼這個法治的體現就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至於民主，基本法的起草花了四年多時間，我做了兩年的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的秘書長，從1988年到1990年，那兩年做了兩次大型咨詢工作，一次是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這是第一稿，以及基本法草案也就是第二稿出台的時候，在香港我作為這個咨詢委員會的秘書長負責這個工作，應該有發言權，更有一些體會：這兩次的咨詢是香港歷來時間最長、最深入，而且是最民主的咨詢工作。這個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的組成有180個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各方面的人士，包括大學生代表、包括小攤販的代表，這些委員提了很多的意見，咨委會的秘書處大概有30多個年輕的工作人員，我們請教了很多各個領域的專家，從國際法如何在香港實施、以至到香港未來的經濟政策、政治體制等各個方面，都在這個咨詢過程中把香港人的意見反饋給人大下面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這個就是民主的體現。
所以我說，香港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回歸的整個歷程上，以我自己參加工作的經歷，我就給大家分享一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是怎麼體現、也是最高地去體現民主和法治的。
秦玥：您用自身的經驗和體會講述了中國共產黨和“一國兩制”的聯繫，放在今天來說的話，目前香港的政治環境變化像是完善選舉制度也是法治和民主的體現，這有關聯嗎？
梁振英：這個有關，我們要講好中國故事，也可以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可以講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是怎麼收回香港的這個故事。要不要有針對性地講？因為長期以來，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政策等，外面經常有一些說法，比如說中國共產黨不講民主，不講法治，我說我作為香港人，我告訴你我自己的這個體會，基本法起草過程在香港用了4年多、5年的時間，徵求各個方面意見，兩次大型咨詢，這個都是香港回歸歷史的一部分，聯合聲明裡面寫了以基本法規定之，這個也是現在在聯合聲明裡能看得到的，而且基本法1990年頒布、1997年實施，到現在是20多年時間，一直也是我們每天在香港用的法律，這個就是法治，這個起草過程就是一個民主最高體現的過程。所以我希望比較有針對性的，不僅是對香港的同胞，也對國際社會說明中國共產黨包括在香港問題上是怎麼體現民主和法治的。
秦玥：外界說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香港以官式場合“亮相”紀念，我們想知道在您看來這次的活動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嗎？
梁振英：這個當然是第一次我們以中國共產黨為主題的一個論壇，但是另外一點，我認為也是很有意義的地方，就是這個論壇的主題是中國共產黨和“一國兩制”。我們知道“一國兩制”的概念，“一國”當然是中國了，這個“兩制”，一個是香港的資本主義，另外一個是內地的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底下的在內地的社會主義和同屬一個國家的香港的資本主義，這是共產黨創始的“一國兩制”方針。我覺得選的這個主題非常好，它不僅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在中國取得的成就，也講清楚中國共產黨和“一國兩制”（的關係）。這個“一國兩制”的另外“一制”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怎麼樣？這個關係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都能引起思考，所以我覺得這個主題非常好。而且我認為今年是建黨100周年，我們應該在這個問題上大書特書，當天的時間不長，接下來我們應該繼續探討，比如“一國兩制”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領導新中國的發展，這些都是很好的素材。在國際社會，在海峽的對岸，給我們台灣同胞好好說一下。
秦玥：您剛才說到“兩制”，但香港社會長期以來強調“兩制”，變成了大家一提中國共產黨就很敏感，您覺得借著這個契機，未來香港社會應該怎麼看待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以及在香港應該有的位置？
梁振英：香港確實有你剛才說到的這個問題和現象，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主導中國這個在全世界範圍內是大家都接受的，任何一個國家的國家領導人或是企業界的代表要跟中國政府談，或者談一些他們在中國的最新發展計劃，想了解中國的未來發展路線，他找誰？他就找中國共產黨，所以這個是舉世公認的一個事實。在香港，有一些少數的以香港過去的反對派為代表的一些人，他們自欺欺人，否定中國共產黨的地位和權威。
秦玥：未來在香港社會是否可以大方承認中國共產黨員的身份？您不介意的話我想舉一個例子，香港政壇一直流傳幾個“未解之謎”，其中之一就是梁振英先生到底是不是共產黨員。
梁振英：我不是（大笑），從來都不是。這個很清楚了，我當特首之前不是，當了特首之後也不是。香港的行政長官的選舉法是我們的法律，有一條要求行政長官就職之前要有個宣誓，宣誓他不屬於任何政黨，所以我不屬於共產黨，一直也沒有參加任何其他政黨。
秦玥：在香港社會關於“中國共產黨員”這幾個字應不應該大膽說出來？
梁振英：可以，我看完全可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