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環境的第三項要素是政府有效的引導推動。包括政府對研發活動和產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推動各類公共研發平台向企業迅速轉移核心技術、直接向創科企業提供稅務優惠和政府採購訂單以協助企業發展壯大、以及把由政府資助科研專案所形成的專利讓渡給一線科研專才以支持他們創辦私營科技企業及發展生產等等。美國政府不僅以各種方式資助研究和開發（R＆D），還在1980年通過《拜杜法案》（Bayh－Dole Act），使政府資助的科研專案產生的專利權讓私人部門享有，大大推動了科研成果的轉化。美國麻薩諸塞州由於《拜杜法案》的推行，產生了近七千家創新公司，成為了該州經濟的發動機。政府有效的引導推動，是國際一流創新環境的重要支柱，也是創科產業發展的一大動力（另一大動力是市場）。
創新環境的第四項要素是科技與產業的密切對接。這是創新環境實用化的主要出路，也是創科成果產業化的最有效途徑，各創新型國家／地區在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經驗。如美國早就實行產、學、研一體化的發展模式，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設立了許多由政府、大學和企業聯合投資的顧問公司（即創科領域的PPP模式），極大地促進了晶片等產業的崛起。提倡產學研深度融合也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相較“十三五”規劃建議的新內容，其核心是將上游科技研發與終端科技應用有機結合，促進科技研發者與科技需求者深入交流，提高科技成果產品化效率，同時通過大企業帶頭，引領中小科創企業共同建設創新技術平台，推動產業鏈上中下游、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這些與其他創新型經濟體有異曲同工之妙。
創新環境的第五項要素是創新科技與創新金融的深度融合。從國際經驗看，創科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創新金融的支援，尤其在高科技企業始創階段。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以風險資本為代表的創新金融，對矽穀電子和電腦行業的初創公司進行大量投資，對矽穀崛起成為世界科技中心，做出了其它傳統金融機構難以替代的貢獻。去年雖然飽受新冠疫情衝擊，但全美風險投資總額仍高達1479億美元，創近十年來新高，其中矽穀融資總額超過560億美元。深圳在早期投資和創業投資兩個市場具有明顯優勢，融資金額佔到大灣區的六成以上，為創科企業提供了大量資金。
創新環境的第六項要素是不拘一格吸納和培養創新人才。創科產業的發展依賴高科技人才的技術創造，培養創科人才，就是培養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科技未來。矽穀集結著來自全球的科技人才達100萬以上，其中逾六成在矽穀科技和工程領域工作的畢業生出生於美國本土以外。日本十分重視高科技、高素質人才的培養，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提出一系列創新人才培養的戰略規劃，建立起完善的人才培養、競爭、交流機制和良性競爭的環境。深圳在過去五年優化人才政策體系，新引進人才120萬人，形成人才加速集聚的良好態勢。國家“十四五”提倡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將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單列一段，足見規劃對人才培養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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