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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輿論政治化提增了台灣青年與大陸交流的“焦慮感” |
中評社╱題：台灣網絡化個人主義的發展對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影響 作者：王藝樺（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移動互聯網激活了個人為基本單元的社會傳播結構。網絡中的個人通過對社交媒體、互聯網的整合使用，締結了以自己為重心的自我傳播網絡，構成了極為廣泛、具有鮮明異質性并超越時空的社會網絡。台灣地區政黨藉政論節目、競選網站、多元社交媒體增強與選民互動，強化網絡個人主義的社會網絡傳播功效。台灣民衆的“台灣主體意識”和身份認同差異在網絡政治傳播中被強化；輿論政治化提增了台灣青年與大陸交流的“焦慮感”；民粹主義藉網絡化個人主義形成社會問題；國民黨一味迎合青年選民，“本土化”深化；思維淺層化發展產生非理性跟風，個人集體責任感弱化，皆阻礙了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一、引言
2020年新冠狀病毒引發的疫情在全球擴散開來，台灣當局藉機阻斷兩岸民間往來，兩岸之間的信息溝通從現實轉向網絡世界。“網絡化社會中的人際關係與以往的工業社會裡的人際關係結構最大的不同在於，其可超越組織和群體的限制。個人通過與自己互動的社交網絡或網絡化的社會關係就可以建立高效且流動的協作。”〔1〕意味著網絡中個人的價值觀和能動性相比現實社會中的人際往來會更易被形塑。民進黨長期的“台灣主體意識”塑造加上打壓“中天”，鼓動發起多元挺“台獨”媒介宣傳，民粹主義、本土主義日漸蔓延至台灣社會的每個角落。
蔡當局以“武漢肺炎”稱呼新冠肺炎、挑動台灣網民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知名人士如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新加坡總理夫人何晶、藝人林書豪和蔡依林等進行瘋狂的人身攻擊、與大陸網友開啓激烈的網絡罵戰，一度哄抬大陸民衆的“武統”聲音。兩岸間建立的民間往來情誼在網絡化個人主義風氣的盛行中日漸低迷，兩岸對抗情緒的熱化亦引發台灣島內“統派”的“寒蟬效應”。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進程受阻且影響深遠。社會網絡與傳播網絡如何共同對台灣民衆的社會心理產生影響，此背後的機制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探討，本研究的核心在於台灣當局是如何利用網絡化個人主義推動自我傳播網絡聯結社會網絡，并通過社會網絡散發影響，阻礙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二、網絡化個人主義在台灣地區的發展演進
“網絡化個人主義”（Networked Individualism）這一概念最初由加拿大社會學教授巴里·威爾曼 （Barry Wellman）提出，認為是移動互聯網“激活了個人為基本單元的社會傳播結構”。〔2〕與個人相關的各項“業緣、地緣、血緣的角色保持著若即若離、若有若無瑣碎關係”，被搭建成具備交叉、多重和叠加特性的社會關係網絡，其中的個人被稱為網絡化的個人。網絡化個人主義的崛起，是21世紀一個重要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現象，通過“對社交媒體、互聯網的整合使用，個體締結了以自己為重心的自我傳播網絡，藉此個體可以構成極為廣泛、具有鮮明異質性并超越時空的社會網絡，由此形成了網絡化個人主義的現象”。〔3〕台灣地區的網絡化個人主義并不是突然發生的，其背後充斥著激烈的政黨競爭和政治社會化理念。
（一）2000年之前的台灣網絡政治傳播緩慢前行
回看台灣，1994年省市長選舉時，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首先成立“市政資訊BBS站”，發布一些“政府”資訊，開設綫上投訴等欄目，意在吸引年輕選民的投票。網絡政治宣傳由此開展。各個政黨通過在競選網站上宣傳黨派觀點，整合網絡支持者觀點，突出中心議題，吸引選民關注，形成黨派風格。此時由於社交媒體還未全面普及，衹有8%的選民會使用新媒體（包括地下無綫電台、電視“call-in”節目、電子布告欄系統或者網絡）獲取政治資訊，且使用者多為青年群體，集中在學術圈和高科技產業內。
1995年後政論節目開始走向人們生活，政治廣告的出現使得政治和民主更像消費品，它標志著台灣進入了一個政治消費時代。台灣民衆逐漸發現自己所擁有的選票可以成為監督和敦促政黨執行自身意願的砝碼。“自己的一票真的有用”引發了積極的政治參與。“參與型”的政治文化逐漸形成，公民對政治投以關注，并且認為大衆參與可以期待且有效用。同時，公民對政治廣告的心理開始成熟，開始要求廣泛的權利。台灣電視節目的call-in手段為民衆提供了表達意願的通道。在此階段成長的台灣新世代具備民主化色彩，對自身的投票權益有所認知，當成長為具備投票權的選民時，傾向於使用自己的合法權益。雖然相比其他年齡階段的選民，青年選民更傾向使用網絡獲取政治資訊，但是網絡政治資訊對於青年而言更多的是一種“非必要”的獲取，衹因網絡是青年交流的主要途徑，并非是完全為了政治目的而服務。并且各黨在利用網絡吸引青年選民注意的過程中并未能做到完全貼合青年選民的喜好。最初的政黨競選網頁設置內容過於複雜化和政治性，很難引起持續關注的意願。
這一時期，網絡政治傳播的興起刺激到個體的政治意識覺醒，行動仍處於群體為主，受單向輸出的政治傳播影響，還未能形成主動的政治互動。
（二）2000-2014：競選需求擴大網絡政治宣傳互動性
政治傳播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傳播對策，媒體是政治參與和政治溝通的重要渠道，是政治社會化的重要工具。爭奪對媒體的控制權即為選舉的勝利奠定了基礎。2000年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贏得競選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國、民兩黨的政黨競爭進入新階段。為了贏得下一次選舉，各黨派開始爭相完善政黨競選網站的功能，注重開展網絡政治宣傳，加強與選民的綫上互動。
競選網站為載體的網絡政治參與者向青年群體擴散。青年群體的群體性通過網絡轉向個體性，反感競選性過於突出的政黨行為，開始關注與個人情況相關的議題。伴隨移動互聯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個體正逐步成為網絡中的基本話語單位，個人主義也獲得了部分的正當性〔4〕，青年群體作為“中國社會未來力量和現實力量的集合體”〔5〕的身份角色被分解，轉向個體性。台灣地區政治傳播的單向輸出特徵隨著競選網站開通網民留言區和信息互動功能日漸弱化，附加使用新媒體獲得政治資訊的青年群體具備更高的政治敏感性，實際上青年群體的政治參與熱情是有所提升的。
然而，台灣地區政黨的競選性過於突出引發了青年群體的反感情緒，反感情緒促成了青年群體同質性網絡聯結的產生。多國根據競選網站做出的研究結果證明競選中競選網站以及相關媒體的主要方向是服務於競選人的需求，而非選民的需求（Roper 1998；David 1999；彭芸 2001；Wang 2002）。對候選人而言，最重要的競選目標就是獲勝，其團隊的政治宣稿主要是為了影響選民而非真切地與選民溝通、傾聽民意。青年選民認為自身利益的訴求得不到響應，政黨競爭階段的承諾衹是為了獲取選票。從社會心理學來看，“群體的同質性能減少陌生感從而降低文化衝擊阻力”〔6〕。具有“反政黨”情緒的青年群體在政治參與的過程中聯合起來，促進了同質性群體的形成，以期為爭取和表達自身權益提供基礎，成為後期“太陽花學運”、“反課綱運動”等行為的群體召集鋪墊。
（三）2014年至今：社群媒體功能強化提升個人網絡聯結度
2014年“太陽花學運”將新媒體在台灣的使用推向高潮，新媒體的廣泛使用促使現代人的價值理念較之前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個人能動性凸顯。“受現代性影響之前的社會，人們的價值理念是團結性理念，人與人相互依靠，共同生存，為了維護這種生存需要，人們會約束自己的言行、思想。這種集體型價值理念在現代社會中正日漸隱沒，取而代之的是個體型價值理念的凸顯。〔7〕通過移動互聯網，個體的權利和價值得以提升并且被激活的個人資源成為社交網絡中的直接生產力。威爾曼指出，由個人網絡形成的聯結可能是分散的，但由此構成的網絡不但具有極強的社會支持能力，而且具有改變生活方方面面的力量。
網絡媒體用戶普遍化推動政黨強化構建社群網絡，開啓網絡媒體領域的“選民爭奪戰”。“2017年台灣人每天平均花7小時49分上網，2小時3分鐘在社交媒體上，是兩岸三地之最。台灣 2017 年的活躍社群使用者共有1900 萬人，占了全台人數的82.6%。其中，有1800萬人習慣用手機上社群媒體，手機社群媒體滲透率達到78%，排名全球第7。”〔8〕可見網絡社群媒體對台灣民衆的重要性，同時因其高參與度的情況促使政黨開啓對網絡社群媒體的強化措施，以便於獲得更多的選民支持。為了激發個體的能動性，培育個體的政黨偏好，台灣地區的社群媒體功能擴展被提上日程。各黨派以網絡直播、專屬APP、“臉書”、“油管”平台等等途徑擴大與選民的交往互動，整合觀察選民意見，培育網軍引導輿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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