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這次公共衛生危機應對，中國打的是“紓困+改革”的組合拳。去年4月份中央政治局會議，一方面強調加大宏觀政策對衝力度，另一方面強調要不失時機推動改革，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去年5月底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用改革開放辦法，穩就業、保民生、促消費，拉動市場、穩定增長，走出一條有效應對衝擊、實現良性循環的新路子。
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政府臨危不亂，延續了2019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立的宏觀政策思路。
追求高質量發展是當前穩增長的重要立足點
文章分析，之所以疫情暴發前夕，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中國沒有像往年那樣提出實施逆周期調節，一個重要原因是十九大以來中國經濟逐漸由高速增長轉向追求高質量發展。經濟增速下行的新常態逐漸被接受和認可，被認為是反映了中國潛在經濟增速的下行。
去年5月底全國兩會期間，總書記解釋當年沒有設置全年經濟增速具體目標時指出，如果我們硬性定一個，那著眼點就會變成強刺激、抓增長率了，這樣不符合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的宗旨。“六穩”“六保”，我們追求的是經濟的科學發展、是貫徹新發展理念，追求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幸福美好生活。
2019年9月份，總理在接受外媒採訪時明確表示，只要就業比較充分，經濟增速高一點低一點都是可以接受的。這實際隱含著用就業狀況來衡量潛在產出的重要經濟邏輯。同年底，易綱行長在《求是》雜誌上明確提出，保持貨幣條件與潛在產出和物價穩定的要求相匹配，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鬆緊適度。
按照上述邏輯，也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去年底中國經濟增速接近潛在產出水平，今年經濟增速明顯回升，但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仍提出要保持宏觀政策對經濟恢復的必要支持，不急轉彎了。如果說2019年實際經濟增速下行是在接近潛在產出水平，並不值得過分擔心的話，那麼，去年初以來疫情持續演變，則是使實際經濟增速進一步偏離了潛在產出水平。其中一個重要的顯性指標是，去年全國就業人員淨減少2407萬人，其中，二產增加就業238萬人，反映了出口的拉動作用，一三產業分別減少就業1730萬和915萬人，則反映了疫情的嚴重衝擊。
同理，這也是今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會議重提做好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的一個重要背景。今年前8個月，城鎮新增就業938萬人，同比增長20.1%，已完成全年調控目標的85.3%，但新增就業較2019年同期仍少了46萬人。由此，顯然至今仍難言經濟復甦已基本完成。面對全球疫情仍在持續演變，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國內經濟恢復仍然不穩固、不均衡，現在重提跨周期調節意味著，為支持經濟持續修復，宏觀政策不會急於退坡，給市場吃一顆定心丸。
但是，市場對於下半年政策寬鬆也不宜期待過高。“十四五”規劃提法要完善宏觀調控政策體系，搞好跨周期政策設計，提高逆周期調節能力。這表明，跨周期調節不是對逆周期的替代，而只是補充。迄今為止，中央提跨周期而非逆周期調節，也就意味著今後一個時期宏觀政策將立足於做實做細現有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升政策效能，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9月15日，1年期中期借貸便利（MLF）利率維持不變，再次打破了市場的降息預期。
這反映了中央對疫情影響客觀冷靜的分析，除必要的宏觀政策對衝外，還要在疫情防控常態化情形下，加大改革力度，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引導市場主動調整適應。國內外經驗表明，宏觀調控不能包治百病，過度刺激可能埋下資產泡沫、債務膨脹等隱患。現在刺激力度越大，將來退出可能越困難。至於堅持就業優先，也是要採取一攬子政策措施。除用財稅金融政策兜牢基層“三保”底線，為中小企業和困難行業紓困外，還要強化高校畢業生就業服務，暢通農民工外出就業渠道，改進對靈活就業人員的勞動者權益保障。
當然，任何政策選擇都有利有弊。如果經濟下行超預期，那麼，再行加碼政策刺激，有可能事倍功半。所以，這要求加強宏觀調控的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在加強形勢研判的基礎上，當出手時就出手。7月份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增強宏觀政策自主性，其政策指向不言而喻。此外，做好對改革開放措施的政策影響評估，避免對經濟特別是就業產生大的衝擊，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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