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頂層結構。在頂層結構層面，拜登繼續沿用自系統結構，試圖維持全球秩序表面上的穩定。而這也就是“底綫”秩序中“底綫”的用意所在。所謂“底綫”，也即建構一套基本的規則體系。這套規則體系不再是像“自系統”那般的懸臨在世界之上，將全世界都囊括在其下。這套規則體系祇有簡單幾條，對一些重要問題作出規定。所以，它祇是一套基本規則體系，而不是“自系統”。
在建立這套基本規則體系後，哪怕世界出現動蕩，也不至於超越“底綫”，出現破壞性的不確定性。於是，在世界秩序的頂層，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專屬於表面上的穩定性。但是，這種穩定性是專屬於表面上的，而不是同時屬於秩序內部的。這就像一條結了冰的大江，縱然冰面下暗流汹湧，但冰面上卻暫時看不出分毫。
也正是因為此時“底綫”秩序祇能確保表面上的穩定，所以，我們應準確地稱這一時期的秩序祇具備“穩定性”，而不應認為它具備“超穩定性”。畢竟，它是無法自我維護的，稍有不慎，它就會自我毀滅。
第二，底層結構。在底層結構層面，因為拜登無力回天，所以祇能任由不確定性泛濫開來。比如，拜登無法控制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也無法阻止新冠疫情的不斷變異并加速蔓延，所以，祇能任由新冠疫情擴散帶來的不確定在全球各地再三出現。
不僅如此，拜登甚至還利用，乃至直接在底層製造不確定性，以鞏固頂層的穩定性。在拜登看來，既然自己所代理的西方資產者集團目前還穩固地處在頂層，而頂層又具備穩定性，那便無需考慮底層具備怎樣的不確定性。甚至而言，這種屬於底層的不確定性是可以為頂層的穩定性的獲取提供基礎。比如，當同屬於底層的不同群體之間爆發了衝突，祇要這種衝突不轉化為核戰爭，而是僅限於常規戰爭的範圍內，那處於頂層的西方資產者集團便可以因為底層的不同群體之間的衝突而同時除掉兩個對頂層地位的覬覦者、威脅者。更有甚者，西方資產者集團還可以因此向衝突的兩方或一方出售武器裝備、基礎物資，小賺一把。
所以，在拜登的全球戰略布局中，頂層是專屬於西方資產者集團的，具備穩定性；底層是屬於其他群體的，具備不確定性。底層的不確定性服務於頂層的穩定性，為頂層的穩定性的獲取提供基礎；頂層的穩定性延續底層的不確定性，為底層的不確定的產生提供土壤。這就是拜登的“底綫”秩序的主體內容。
順便一提，“底綫”秩序的這個複式結構已經不是傳統的辯證法可以解釋了。傳統的辯證法祇解決矛盾兩極之間的關係問題，采用的是一種平面形式結構，而這個複式結構明顯已經超越了矛盾兩極關係的範疇。它已經進入到立體形式結構的範疇，解決的是多個主體之間的關係問題。所以，政治哲學的基本分析工具有待大幅革新，辯證法有待加入新的內涵。
四、中國可能的應對之策
在美國布置的“底綫”秩序中，中國明顯處在底層結構。這即是說，拜登希望以不確定性來遏制中國，從而為頂層創造穩定性。而對於拜登的這一秩序安排，中國也可以采取某些措施加以應對。
這要分析“底綫”秩序的特點，找到有針對性的破解之法。具體而言：
首先，避免進入底層結構，規避不確定性之影響。誠如前述，“底綫”秩序的一大特點，就是處在底層的各方因為矛盾而相互爭鬥。如此，源自底層的不確定性便轉化為屬於頂層的穩定性。
針對這一特點，中國可以采取的策略是，在前期暫不參與爭鬥，不主動進入底層結構。如果中國不主動進入底層結構，就能為自己贏得一個較短的窗口期。這個窗口期將會表現出一個明顯的特點，即對中國而言，外部動蕩，內部穩定。這即是說，在這一時期，中國將不斷面臨美國的施壓。美國將通過各種手段挑動其他國家與中國之間發生矛盾，以推動中國入局。所以，在外部，中國將面臨大量的不確定性。
但是，對於這種不確定性，中國祇是表示口頭回應，而并不真正采取行動。中國當明白，因為“底綫”的存在，中國將并不面臨超量的不確定性風險。所以，中國祇要守好國門，就可將不確定性維繫在可控的範圍內。這便是要充分利用美國的“底綫”秩序的特點，來做出應對，以令美國的全球戰略變成無用之物。
與此同時，正是因為外部不確定性對於中國而言是可控的，所以，這也就為中國提供了一個時間窗口，使得中國可以在內部維持相對的穩定性。比如，中國因為采取嚴防死守式抗疫而獲得了一個內部穩定的環境。如此一來，中國便可抓緊時間調整內部結構，包括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文化結構等，從而為未來的積極入局做好準備。
這一調整的過程對於中國而言十分關鍵。未來中國與美國博弈之基礎，就在於這一準備階段之成果。換句話說，這一準備階段取得何種成果，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未來中國所能達到的歷史高度。
其次，開展積極的外交、公關宣傳，揭示美國才是世界矛盾與衝突的根源。雖然中國要規避進入底層結構，但這并不是說中國不要開展積極的外交、公關宣傳活動。相反，在這一階段，中國要主動開展大量的外交、宣傳活動。在這些活動中，中國要向世界揭示，美國的“底綫”制度的本質就是在底層不斷挑起矛盾、衝突，以維持頂層的穩定，即坐享漁翁之利。比如，揭示因為美國抗疫不利，才導致疫情的全球擴散，而美國的醫藥集團趁機通過出售藥品和疫苗，謀取了超額的利潤。
這種外交、公關宣傳活動將因為其對事實真相的揭示而逐漸深入人心。到頭來，美國非但不能遏制中國，反將因為在全球各地不斷製造不確定性而遭到反噬。人們將發現美國是災禍的源頭，并因此失去對美國的信任和對美式價值觀的追捧。由此，中國也將獲得一個有利於自身的外部大環境。
再次，“底綫”秩序有一個特點是兼具穩定性與不確定性。這即是說，它處在自系統秩序與不穩定秩序之間，并不是一種絕對穩定的獨立節點秩序，而祇是一種暫時穩定的過渡性秩序。而既然它是一種暫時穩定的過渡性秩序，那它就會時常處在前後變動的壓力之中。
凡是欲掌握這種秩序者，都會面臨一個巨大的難題，即分寸拿捏。掌握這種秩序者，向前走多半分，便會遭遇建制派之集體反對，而如果向後多退半毫，便又會面臨保守派與平民群體的一片咒罵。
而作為一個遭受美國制衡之國家，自然可以利用“底綫”秩序的這一特點，做一系列短綫操作，以推動美國內部矛盾激化之策，來為自己在短期內謀取一個在某一個方面相對利益的外部環境。比如，當制衡者向後多退半毫，而令保守派財團與平民群體不滿時，我們自然可以延攬保守派財團與平民群體，與他們開展一些經濟上的合作，并藉此形成對內的壓力，以迫使制衡者釋放出對中國較多的善意。
不過，這一策略祇能提供短綫上的便利，卻無法提供宏觀局面上的持續性改善。所以，此策雖可見速效，卻不可久用。根本之道，還是在於其他三策。
最後，積極入局，通過各種手段，直接或間接地擴大針對頂層的不確定性，以反制美國的“底綫”秩序。誠如前述，“底綫”秩序的一大特點是底層的不確定性可控。而一旦底層的不確定性，特別是針對頂層的不確定性，超越了閾值，變得不可控，那麼，頂層的穩定性也將隨之失去。於是，“底綫”的存在便也就顯得沒有意義了。美國必將放棄這一秩序，轉而走向別的方向。
所以，等到中國對國內環境做出充分調整後，便可以直接或間接地推動針對頂層的不確定性的超量化。如此一來，美國的“底綫”秩序便將無的放矢。同時，又因為世界各國對於美國不斷製造矛盾的反對，也將進一步加劇這一秩序的失敗。
美國“底綫”秩序的失敗，必將導致壓力向美國國內傳導。受此影響，美國國內的矛盾將因為無法向外表達而變得激化。這也就是說，拜登為資產者集團所爭取的時間期限將到期，而美國也將因此重新走回到特朗普化的道路上來。到這個階段，中國也將需要采取新的策略，加以應對。
注釋：
①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5頁。
②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29頁。
③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34頁。
④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76頁。
⑤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115頁。
⑥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116頁。
⑦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118頁。
⑧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64頁。
⑨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95頁。
⑩邊沁：《政府片論》，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54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0月號，總第28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