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周期調節的重要意義
文章指出，跨周期調節是新發展階段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一項重大創新舉措，既是基於對新冠疫情衝擊下國內外複雜嚴峻經濟形勢的深刻認識所形成的應對策略，也是對如何破解以逆周期調節為核心的宏觀調控理論所遭遇困局的有益探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理論意義。
首先，跨周期調節有助於避免新冠肺炎疫情等巨大衝擊帶來的干擾，增強宏觀經濟的中長期穩定性。在新冠肺炎疫情等巨大衝擊的影響下，基數效應的擾動會導致經濟指標的大起大落。比如，2020年一季度中國GDP增速因疫情影響而降至-6.8%，而基數效應導致2021年一季度的GDP增速躍升至18.3%。可以預計，在基數效應影響下2022年一季度的GDP增速又將明顯下降。如果宏觀調控僅遵循逆周期調節思路，就會被經濟指標的短期大幅波動“牽著鼻子走”，導致政策反覆劇烈變化，不利於經濟平穩運行。跨周期調節則可以從中長期視角對經濟運行形勢做出更為合理的判斷，制定更有效的宏觀調控方式，從而做好宏觀政策跨年度與跨周期的有效銜接，防止宏觀政策“急轉彎”。
其次，跨周期調節有助於宏觀政策更好地應對“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雙重壓力。近年來，中國經濟仍面臨一定的“穩增長”壓力，經濟恢復的基礎仍需鞏固。如果僅依靠加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力度進行“穩增長”，可能會加劇宏觀杠杆率攀升與資產泡沫化風險，不利於“防風險”目標的實現。在跨周期調節框架下，除了使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短期穩定政策之外，還可以使用增長政策為經濟注入增長活力，使用結構政策優化經濟結構，從而扭轉資金“脫實向虛”等局面，以兼顧“穩增長”與“防風險”兩大目標。
再次，跨周期調節有助於預留宏觀政策空間，以應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對中國經濟的衝擊。2021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當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續演變，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的加大可能會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造成一定的不利影響。如果宏觀調控在短期內進行過度頻繁的逆周期調節，將會使得本就不斷收窄的政策空間更加捉襟見肘。一旦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加劇，中國將難以有效應對。跨周期調節則將使得各類宏觀政策更好地統籌政策力度與政策空間，從而為應對不確定性預留較為充足的政策空間。
最後，跨周期調節作為原創性和標識性的新概念，有助於創新與完善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理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建設取得了偉大成就，在此過程中，中國特色宏觀調控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必要系統總結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成功經驗並構建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理論。跨周期調節作為一個具有原創性與標識性的新概念，屬於中國特有範疇，有助於從理論的高度總結中國宏觀調控實踐，進而成為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強調的是，跨周期調節不僅具有中國特色，也具有一般適用性。美聯儲於2020年8月提出的基於平均通貨膨脹目標的貨幣政策新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跨周期調節的特征。因此，對於跨周期調節的政策實踐與理論探索，也有助於為全球宏觀經濟治理提供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宏觀政策“三策合一”有助於落實“跨周期調節+逆周期調節”新思路
文章稱，跨周期調節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政策價值，而且提出跨周期調節，不是要取代逆周期調節，而是要與逆周期調節更好地配合以彌補其不足，亦即實施“跨周期調節+逆周期調節”的新調控思路。在實施“跨周期調節+逆周期調節”新思路時，短期穩定政策和長期增長政策毫無疑問是必須的調控工具，除此之外還需要結構政策的配合。究其原因，不管是中國，還是美國和日本等國家，還面臨不同程度的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尤其是實體經濟部門和虛擬經濟部門之間的結構失衡，而這也是經濟增速放緩與資產價格泡沫並存的根源所在。經濟結構失衡不僅導致實體經濟增長乏力，而且阻塞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穩定政策的傳導機制，導致穩定政策的調控效率低下。因此，要想有效落實“跨周期調節+逆周期調節”新思路，除了穩定政策和增長政策，還需要結構政策的配合，通過使用結構政策調整優化經濟結構，這樣才能更好地暢通穩定政策的傳導機制，促進經濟在最優結構下實現短期平穩運行和長期穩定增長。
然而，在傳統的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穩定政策、增長政策和結構政策相互割裂、各行其是，這也導致“跨周期調節+逆周期調節”新思路在實施過程中面臨理論層面的束縛。需要突破傳統理論的束縛，重新構建穩定政策、增長政策、結構政策“三策合一”的新理論框架，將致力於中長期調控的增長政策、結構政策與致力於短期調控的穩定政策有機地統籌起來，才能更好地將“跨周期調節+逆周期調節”新思路落實到位，從而促進中國經濟平穩運行，並以合理增速完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與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等中長期重要發展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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