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美聯儲開啟量化寬鬆，大量資本湧入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進而催生資產泡沫；退出量化寬鬆時又使這些國家跨境資本流出壓力陡增，加劇泡沫破裂風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後美聯儲開啟無限量化寬鬆，當前政策轉向將再次使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面臨考驗，美聯儲政策溢出問題再次顯現。
對此，宣昌能建議，立足開放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應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一是不斷強化國際視野，提高參與國際金融治理的能力，完善我國跨境金融法律體系。二是積極開展雙邊、多邊國際合作，尋求建立既對標國際規則，又符合我國發展實際的合作治理機制，堅決維護國家金融主權利益，共同防範跨境金融風險。三是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深度參與國際金融治理框架改革，呼籲和倡導國際經濟金融政策協調，建立定期高層協商機制，尤其關注主要發達國家的政策溢出問題，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加公平公正的國際環境。
外匯市場抗風險能力增強
近一段時期，以美聯儲為代表的多國央行不斷發出貨幣政策轉向信號，部分新興經濟體已經開始加息。在此背景下，我國跨境資本流動是否會加劇？
“總的來看，中國的外匯市場抗風險能力比過去明顯增強。本輪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不會改變我國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格局，也不會改變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態勢。”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近日回應稱。這是由於，首先，市場對於美聯儲減少購債的路徑已經有了充分的預期，短期內引發國際市場動蕩的風險可控；其次，新興經濟體自身的穩健性提升，對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的適應性有所增強；最後，我國的宏觀基本面穩健，外匯市場日益成熟，對外負債結構不斷優化，抵禦外部衝擊的能力明顯增強。
王春英表示，這一輪美聯儲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持續時間比較短，但資金釋放量比較大。在這期間，資金直接流入新興市場的並不多。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的監測，去年4月份到今年9月份，除中國以外的新興經濟體證券市場資金的流入月均規模顯著低於2009年到2013年上一輪美聯儲量寬時期。同時，近年來新興經濟體自身基本面顯著改善，如經常賬戶逆差占GDP的比例收窄，外債增長減緩，而且外匯儲備是增長的，總體看抗外部風險能力增強。
婁飛鵬認為，短期內隨著美國經濟持續恢復，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調整，將可能導致國際資本回流美國，對新興經濟體跨境資本流入帶來壓力。從未來趨勢看，我國作為全球出口大國，經常項目有望繼續保持順差，宏觀經濟高質量發展，利率維持在合理的水平，對國際資本流入具有吸引力。
“當然，美國生產供給約束和需求回暖之間的矛盾難以快速消除，未來美國通脹也可能持續在高位徘徊。我們仍會高度關注這個問題，也會關注美聯儲加息步伐和有關的影響。”王春英表示，外匯管理局將會保持政策的定力，堅持底線思維，統籌安全與發展，推進外匯領域改革開放，繼續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不斷完善外匯市場“宏觀審慎+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管理框架，同時，適時開展逆周期調節，切實維護外匯市場穩定。
來源:經濟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