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興市場的影響。對於新興市場，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主要會帶來資本流動和貨幣政策兩方面的影響。美國實行寬鬆貨幣政策期間，大規模資本流入新興市場，造成這些國家利率下降、匯率升值和資產價格上漲，最終導致經濟過熱。當美國退出量化寬鬆政策後，美債收益率上升，會對新興市場帶來巨大的資本流動衝擊，引發資本回流美國，給新興市場的股市和債市帶來負面影響。此外，本幣貶值帶來的通脹預期攀升可能導致新興國家央行被迫加息，延緩經濟復甦。
第一，對資本流動的影響。一方面，2020年疫情暴發以來，一些新興國家大規模舉債，外債占GDP的比重大幅度提升。由於美元走強，以及資本外流會導致新興市場外債償付壓力加大，特別是杠杆率高的國家容易暴露金融風險。另一方面，新興國家高估值股市面臨下行壓力。由於疫情期間全球範圍普遍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菲律賓、巴西、韓國等國家的股市出現較大漲幅，但隨著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美債收益率上升引發資本外流，新興國家的股市的上升勢頭將會受到一定打擊。
第二，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帶來的美元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新興市場貨幣貶值。因此，新興國家央行為抗擊通貨膨脹，往往被迫加息，這會對在疫情期間本就經濟疲軟的新興國家產生負面作用。
對中國市場的影響。由於中國經濟復甦、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相比美國更快，所以預計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對中國市場的影響相對有限。
第一，對市場利率的影響。從宏觀傳導機制來看，由於金融危機後中美經濟周期同步性大幅度提高，所以中美利率在一段時間內保持高度聯動態勢，美債利率與中國股市收益率也持續出現長期正向關係。但是，全球經濟在疫情期間呈現錯位復甦態勢，中美兩國經濟復甦不同步，處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因此宏觀傳導渠道作用發揮有限。
第二，對外匯市場的影響。隨著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美元指數低位反彈，人民幣升值壓力有所下降，人民幣匯率持續升值趨勢將顯著緩和。同時，中國經濟復甦進程較快，且海外復甦有利於中國出口企業的發展，將對人民幣起到一定支撐作用。因此，人民幣在一段時期內不會出現明顯的貶值壓力，更多的將會呈現雙向波動趨勢。
第三，對資本流動的影響。外資在中國境內的存量巨大，2021年以來，中國證券組合投資淨流入月均規模較大，而且資本流動以短期資本為主。隨著新一輪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中美利差收窄，外資可能以更快速度流出，從而對中國資本市場形成一定波動作用。
第四，對大宗商品的影響。在美元指數上行、Taper啟動的持續影響下，主要大宗商品價格面臨下行壓力。同時，國外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和國內市場往往具有聯動性，隨著美國貨幣政策轉向，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加劇，中國需要加大對貴金屬、有色金屬等商品關注力度，保供穩價，打擊投機行為。
應對美國貨幣政策轉向影響的政策建議
文章指出，美國貨幣政策轉向會給全球各國帶來顯著的溢出效應，為防範其給中國經濟金融形勢帶來的可能風險，提升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能力，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堅持自主的穩健貨幣政策，保持國際資本流動穩定。當前，中國經濟持續向好，中國應當始終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推動穩健貨幣政策實行，同時根據國內外疫情防控形勢和經濟金融發展情況，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和機制，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有效把握貨幣政策力度和節奏，從而提高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能力。
第二，構建有序的外匯儲備結構，推動外匯資產保值升值。由於美聯儲已經啟動Taper，進而進入新一輪加息進程，美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可能重新回到強勢地位，所以中國可以考慮提高美元資產的配置比例，積極調整外匯的儲備結構。同時，考慮到Taper會導致未來美國中長期債券供給上升，導致價格下跌，因此可以適當減持中長期美國國債，並增持短期美國國債，提高外匯儲備管理能力，推動外匯儲備保值增值。
第三，提高開放的政策溝通能力，加強世界各國協調合作。在全球經濟日益開放的新時代，各國實施的經濟政策或多或少會對其他國家產生溢出效應，所以各經濟大國之間加強政策溝通就顯得非常必要。當前，全球經濟復甦步調不一致，貨幣政策出現分化態勢，中國有必要開展國際宏觀政策協調，促進全球經濟共同穩定恢復。
第四，建立有效的風險管理體系，防範金融體系系統風險。隨著美國貨幣政策轉向，隨之而來的國際金融風險值得重視。中國有必要針對利率風險、匯率風險、資產價格過度波動風險等方面，利用大數據、金融科技等手段，建立有效的風險識別與監控模型，構建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良性互動的經濟環境，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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