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姓制度也在強化著印度的獨特外資觀。種姓制度是印度文化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影響到印度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種姓制度是一種上下關聯的社會安排：高種姓對低種姓有施舍的義務，低種姓對高種姓有尊重和遵從的義務。所以，在一些下層印度人看來，外來投資者是自帶光環的，是富人，是不能與窮人計較的，並且還要經常有施舍性舉動。華為在印度的工廠還沒有建立起來，就先搞起基金會做善事，就是為了適應這種文化。
經濟民族主義情緒上升，是查稅事件的另一大背景。在過去十年中，印度貿易自由化水平不升反降。印度與貿易最惠國待遇國家間的平均關稅水平，從13%上升到15%，更不用說印度隨時可以開征得針對特定產品的臨時性關稅。印度的初衷是為了推動印度製造，通過高關稅把外國企業從貿易形態轉型到在印度生產的新形態，給印度帶來新的就業和稅收。但這種做法是一把雙刃劍，也刺激了印度本就高漲的經濟民族主義情緒繼續高漲，可以說是火上澆油。
緩解財政壓力可能是印度查稅的動機之一。由於疫情衝擊，印度政府的公共債務大幅抬升。在2020（4月）至2021（3月）財年，印度的財政赤字率由計劃的3.3%大幅增長至9.5%，政府部門的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由前幾年的平均70%，大幅抬升至接近90%。惠譽把印度的評級維持在BBB－。這意味著印度在海外融資的難度會上升，成本也會增加。不僅如此，為了刺激經濟發展，印度政府還揚言要推動百萬億盧比的基建計劃。但問題是錢從何來？OPPO和小米在印度的業務量很大。2020年時，OPPO在印度智能手機的市場份額是26%左右，居第一位；小米是17%左右，居第三位。印度政府內可能有人認為，這些企業聲稱在印度市場虧本是做了假賬，是為了逃避稅收。擠一擠，這些企業總會交出一些錢來。
這起事件對中印關係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2020年加勒萬河穀事件以來，印度政府已經對中國企業連續出招，很多中國企業已經做出了預案，開始調整自己的國際業務布局。所以，印度這次出手，收獲不會很大，但是遠期損失卻可能會很大，對印度國際形象的影響將會更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