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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意象三角”模式下的兩岸關係走勢分析〔26〕 |
（三）決策者性格和認知偏好影響兩岸關係變化發展
決策者的認知能力和對環境的敏感性將對國家的戰略意圖和國家外交風格產生極大影響。〔21〕由於美國領導人自身不同的經歷以及不同的認知偏好，加之對環境因素的反應差異，導致了中美關係跌宕起伏，而中美關係的變化又直接影響到兩岸關係發展走向和嚴緩程度。從個人風格偏好視角來看，幾任美國領導人都有著不同的決策風格和對兩岸關係的認知偏好。小布什作為新世紀以來的美國第一任領導人，正經歷冷戰結束，國際政治出現權力真空，美國在國際上“一枝獨秀”的巔峰時期，其個人風格也顯得較為孤傲和對國際社會的藐視，“作為一個行動主義者，他認為采取主動的行動可以最好地消除不確定性。”〔22〕在台灣問題上，小布什的決策對中國大陸構成極大的安全挑戰，他本人也被認為是“台灣在白宮的最有力支持者”，甚至公開宣稱“美國將竭盡全力幫助台灣保衛其安全”。這種無所畏懼的決策風格導致了因中美關係緊張而變得更加對立的兩岸關係。奧巴馬由於其豐富的個人經歷，對中國的發展更能够持一種包容和樂觀的態度。〔23〕與前任政府相比，奧巴馬對中國的崛起持開放態度，歡迎中國加入美國主導下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并將中國視為“全球性戰略夥伴”，因此在兩岸關係中沒有肆意的“從中作梗”。此外，奧巴馬善用規則和體系來與中國進行互動，更多的是將台灣問題納入到其“亞太再平衡”戰略中來，而非刻意挑起台海爭端。特朗普則是一個極其個性化的領導人，經常以自己的臆斷作為決策結果，國家決策經常呈現出一種無規律可循的情況，而這種“以個性化決策為特徵的決策方式通常會提出激進的外交政策”〔24〕，這種極其不負責任的個性化決斷造成兩岸和中美之間緊張的氛圍。特朗普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交易總統”，他主張貿易和對等關係，為了商業利益可以改變自己的政治立場，這是一種典型的商人邏輯。他的這種商人邏輯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形成了極大戰略壓力，對處理兩岸關係的傳統互動模式造成了困擾。這種“原則理性”而“手段非理性”的決策方式極大地增加了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發生衝突的風險，也使得兩岸關係更加的不可預測和複雜化。拜登則是美國建制派的代表，他個人更善於利用規則和體系來與中國大陸展開對話，在台灣問題上傾向於改變既有互動模式，通過充當兩岸關係發展的“中間人”〔25〕和“協調者”，試圖在保持兩岸現狀的基礎上進行“有限性介入”，“修正”兩岸之間的“不對等”態勢。
從美國領導人對其所面臨的外部環境認知來看，四任美國領導人在台灣問題上都因受到外部環境的制約而調整其對台戰略，重新認知兩岸關係。小布什執政初期，美國發展勢頭正旺，在國際體系中處於金字塔頂端，為小布什在對外決策上的專斷獨行提供了絕佳的外部壞境，其對外決策和行為幾乎不受到任何限制。從2001年開始，小布什政府就多次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提案，并保持與台灣密切地軍事交流，強化對台軍售，通過強化台灣“防禦能力”對中國大陸施壓。而“9.11”事件以後，由於美國所面臨的全球安全形勢的變化，國內對於打擊恐怖主義的壓倒性的一致態度，使得小布什不得不對台灣問題的態度也開始逐漸軟化。奧巴馬執政時期，出於全球金融危機對美國的巨大打擊和中國實力迅猛增長引致國際格局發生巨大變化的認知和考量，在處理兩岸關係問題上，走的是一條謹慎且較為保守的外交路綫。他利用“戰略東移”的契機，將台灣納入其亞太戰略的考量，充分利用台灣這枚“棋子”來制衡中國大陸，而不是直接與中國大陸在台海地區發生任何形式的衝突。相較於前兩任美國領導人，特朗普執政時期所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都較為不利。在國際上，美國發展勢頭日漸衰弱，全球影響力已大不如從前，加之特朗普行事風格“一反常態”，不斷“退群”，幾乎全部拋棄了前任奧巴馬的“全球承諾”，造成國際秩序一定程度上的失序和國際體系的結構弱化。在台灣問題上進一步試探中國大陸的底綫，試圖在目前中美激烈的戰略競爭中扳回一局，給兩岸關係徒增變數。新任拜登政府則面臨著疫情後的中美關係再定位的問題。由於前任特朗普政府對新冠疫情的不重視，導致美國感染人數急劇增加，美國國內經濟遭致全面衰退，國內種族矛盾也不斷激化。而在全球層面，由於前任政府扔下的“爛攤子”，導致美國的國際信譽嚴重受損，同盟體系日益鬆散，這些外部環境的變化對拜登的對台政策產生了影響。未來拜登政府將“重整旗鼓”，修復與盟友的關係，恢復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通過盟友或多邊機制而不是美國單獨行動來“介入”台灣問題，并將台灣作為“棋子”，以換取中國大陸在全球氣候、海上安全、人權等領域的合作與讓步。
三、“意象三角”模式下兩岸關係走勢分析
為了更好的理解國際體系、國家與個體三類意象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三者共同作用於台灣問題這一過程，本文采用“意象三角”的分析模式來對兩岸關係的發展趨勢進行多維度的立體解析。前提是假定國際體系處於有序發展的狀態，且體系中單元結構穩定。將國際體系與決策者認知這一對關係作為自變量，將國際體系與國家間互動、決策者認知與國家間互動這兩對關係作為因變量，通過對國際體系與決策者認知這一對變量的控制，使另外兩對因變量根據自變量來確定其不同的狀態，并生成多對不同情況的變量關係，進而推導出兩岸關係的幾種發展趨勢。為了理解上的便利，我們將變量互動與作用於兩岸關係的分析模式進行了簡化處理，并呈現出以下4種趨勢（8種情況）：
（圖2：“意象三角”模式下的兩岸關係走勢分析〔26〕）
由圖示分析可知，兩岸關係發展前景在“意象三角”模型下將呈現“前景最優”、“前景次優”、“前景堪憂”和“急劇惡化”四種發展態勢。第一，當國際體系與決策者動機和中美互動三種外部意象在兩岸關係上呈現“正向一致”傾向時（圖2-1示），兩岸關係“前景最優”，總體局勢會偏向和平發展的趨勢。第二，兩岸關係發展態勢表現為“前景次優”又分為三種情況。當國際體系與決策者動機、中美互動保持“正向一致”，而決策者動機與中美互動為“負向一致”（圖2-2示）；當決策者動機與國際體系、中美互動保持“正向一致”，而中美互動與國際體系為“負向一致”（圖2-3示）；當中美互動與決策者動機、國際體系保持“正向一致”，而決策者動機與國際體系為“負向一致”（圖2-5示）。以上三種情況出現時，兩岸關係“前景次優”。第三，兩岸關係發展態勢表現為“前景堪憂”也分為三種情況。當中美互動與國際體系、決策者動機均為“負向一致”，而決策者動機與國際體系為“正向一致”（圖2-4示）；當國際體系與中美互動、決策者動機均為“負向一致”，而中美互動與決策者動機為“正向一致”（圖2-6示）；當決策者動機與中美互動、國際體系均為“負向一致”，而中美互動與國際體系為“正向一致”（圖2-7示）。以上三種情況出現時，兩岸關係“前景堪憂”，整個國際大環境沒有給兩岸創造和平穩定的發展機遇，兩岸關係未來走勢并不明朗，發展形勢不樂觀。第四，當國際體系與中美互動、決策者動機均為“負向一致”時（圖2-8示），兩岸關係面臨著最嚴峻的外部環境挑戰，其前景將“急劇惡化”。
總體來看，祇有當國際體系、決策者動機與中美互動三類意象中至少兩者或以上保持“正向一致”時，兩岸關係才會走向和平發展的趨勢。而當以上三類意象中祇有一對互動關係為“正向一致”或相互間均為“負向一致”時，兩岸關係將出現不斷惡化的發展趨勢。理解三類意象所形成的多對互動關係是分析兩岸關係發展趨勢的前提。
四、結語
兩岸關係的發展變化是多種環境因素作用的結果，是各種意象不斷互動所形成的局面。通過對三類意象分別作用於兩岸關係的過程分析，有助於厘清影響兩岸關係發展的各種外部挑戰。通過將“意象三角”分析模式運用於分析兩岸關係的發展，則有助於從多維視角研判新世紀以來中美關係下的兩岸關係的發展前景。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變化，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三類意象所形成的多對互動關係的影響。
基金項目：本文為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的理論與實踐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批准號：16JJDGAT003)
注釋：
〔1〕“意象”即“層次”，後來的學者多將華爾茲的意象分析方法總結為層次分析法，本文使用了原作者的原意。參見：Waltz, Kenneth Neal,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ix；[美] 肯尼斯·華爾茲：《人、國家與戰爭：一種理論分析》，信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1頁。
〔2〕秦亞青：《層次分析法與國際關係研究》，《歐洲》,1998年第3期，第9-10頁。
〔3〕Singer, J. David,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A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91.
〔4〕[加拿大] 諾林·利普斯曼、[美] 傑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貝爾：《新古典現實國際政治理論》，劉豐、張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前言第Ⅱ頁。
〔5〕Hussain, Nazir, and Fatima Shakoor, "The Role of Leadership in Foreign Policy: A Case Study of Russia under Vladimir Putin," IPRI Journal, Vol. 17, No. 1, 2017, p.6.
〔6〕張清敏：《對外政策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83頁。
〔7〕迪特默教授在描述“三角共處”這一形態時使用的是法語ménage à trois，此處中文意思引自：王曉虎、耿署：《試論美國為何不會協防台灣：權力樞紐與非對稱戰略三角視角》，《台海研究》，2017年第1期，第63頁。
〔8〕Dittmer, Lowell,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33, No.4, 1981, p. 489.
〔9〕此處“緊張三角”（Tension Triangle）表述是本文作者根據已有研究總結而來，但對“緊張三角”關係的相關論述早已有之，參見：夏立平：《當代國際關係中的三角關係：超越均勢理念》，《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年第1期，第18頁。
〔10〕對於將“戰略三角”模型適用於台灣問題的討論時，國（境）外學者多是直接將中國大陸、中國台灣、美國看作三角，并通過三角互動來分析台灣問題的發展走勢，參見：Cabestan, Jean-Pierre, "The strategic triangle between Taiwan, China and the USA: A European perspective,”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Taiwa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12, pp. 125-143; Wang, Vincent Wei-cheng, “Prospects for US-Taiwan relations," Orbis, Vol. 60. No. 4, 2016, pp. 575-591. 包宗和：《戰略三角角色轉變與類型變化分析——以美國和台海兩岸三角互動為例》，《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包宗和, 吳玉山主編），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張昌吉、初國華：《戰略三角理論與台灣的三角政治》，《問題與研究》，2010年第1期；陳翰民：《台灣、中國大陸與中美洲國家三邊關係之分析(2000-2008)》，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學位論文，2011年。
〔11〕周文星、林岡：《兩岸關係研究中的層次分析問題》，《台、港、澳研究》，2020年第1期，第27-28頁。
〔12〕Holland, Emily. Perspectives on Taiwan: Insights from the 2017 Taiwan-U.S. Policy Program. Repor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8. p. 4.
〔13〕[美] 肯尼斯·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信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4頁。
〔14〕左希迎：《層次分析的反思與研究領域的拓展》，《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7期，第66頁。
〔15〕台灣地區行政部門網站，“台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就職演說”，2020-05-20，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5319，訪問時間：2020-07-12。
〔16〕Garrett, Banning, et al. Taiwan In Search of a Strategic Consensus. 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 2006, pp. 17-18.
〔17〕"U.S.-China Joint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Nov 17, 2009,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us-china-joint-statement，訪問時間：2021-03-22.
〔18〕Garrett, Banning, et al. Taiwan In Search of a Strategic Consensus. 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 2006, p. 6.
〔19〕中評網：拜登上台後美國務院對台灣問題首發聲明，2021年1月24日，http://www.crntt.com/doc/254_14730_105992715_1_0124112253.html，訪問時間：2021年5月4日。
〔20〕"Reality check for DPP: US 'does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Global Times editorial," Global Times, July 7, 2021,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07/1228113.shtml, 訪問時間：2021-07-24.
〔21〕Ariel Ilan Roth,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42.
〔22〕ervis, Robert. "Understanding the Bush Doctrin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Vol. 118, No. 3, 2003, p. 373.
〔23〕 陳宗權：《第一任期奧巴馬政府眼中的中國形象——兼與小布什政府對華形象認知的比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3年第4期，第97頁。
〔24〕Steven Lee Myers, The New Tsar: The Rise and Reign of Vladimir Putin,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2015, p. 210.
〔25〕周忠菲：《拜登政府推行兩岸關係政策的可能性及其對台灣的影響》，《統一論壇》，2021年第2期，第14頁。
〔26〕圖中“+”表示相鄰兩類意象之間為“正向一致”，即表示兩岸關係處於有利的外部環境中；“—”表示相鄰兩類意象之間為“負向一致”，即表示兩岸關係處於不利的外部環境中。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1月號，總第28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