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大學副教授駱文偉和華僑大學本科學生侯欣怡等通過問卷調查、深度訪談等方式，分析了兩岸先賢崇拜互動現狀，認為兩岸先賢崇拜互動面臨政治立場隔絕互動、政治操縱割裂文化臍帶等政治困境，文化產業融合發展受滯、城鎮化引發互動場所式微等經濟困境，外來文化侵蝕、負面歷史殘留仍未祛除、聖賢教育缺位、代際斷裂差異、地方文化保護主義衝擊等文化教育困境，統籌不足難成合力、互動失衡拉大差距等社會困境。建議在政治層面以統築融，兩岸聯合申報世界遺產，優化惠台利民政策。在經濟層面以通促融，以先賢文化提振鄉村。在歷史文化與教育層面以育化融，構建高校港澳台通識教育教學體系，推動台灣青少年赴大陸開展文化研習。在社會層面以情交融，建構多元交流的共生機制，緩解情感隔閡，實現“綫上＋綫下”同祭。
閩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張立本回顧了台灣地區紅色歷史，認為對台灣人民來說，“紅色祖國”并不一直是恐懼；所謂恐懼是特定時代由特定力量打造的歪曲。“紅色祖國”一直存於台灣人民認同依歸、實踐選擇的選項。“紅色祖國”當然也不會是“分離主義”所謂的“背棄”，而是找到信念的支撑。面對新一輪險峻的國際情勢、兩岸情勢，倘若體認了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就能科學地認識，唯有在社會主義文化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共同思索民族復興，才是繼承百年來千千萬萬台籍前輩、先烈的道路。
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潘錫堂認為，雖然近年來受“去中國化教育”影響，復以“太陽花學運”激發反中情緒的變本加厲，不少人認為“台灣人”與“中國人”已被切割為對立的身分認同圖騰，同時也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大幅下降。其實，民調顯示中國人認同與台灣人認同并未大幅走向互斥排他，即使近來排他性在增加中，但受訪者認為二者兼容者，仍有半數。從民調大趨勢來檢視，台灣民衆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比例，一直保持在85%左右，顯見民族認同并非政治力所能扭曲。其中雖然文化、血緣扮演重要成分，但中國大陸力推的“中華文化復興熱潮”顯然產生一定的功能，甚至可能轉化為政治認同的很大助力。尤其，台灣民衆的中國人認同，特別是中華情感，仍十分穩定且強烈。由此可見，兩岸的情感之兼容性，彼此的樂觀面、情感與身分認同的兼容性，遠比表面看到的要更深厚穩固。
天津大學台灣研究所副所長何慧俐認為，媽祖文化是中國大陸和台灣在文化交流上一個相當重要的橋梁。媽祖文化所展現出的人文特質，主要可以從“大愛無私”“勇敢無畏”“和平無懼”三面向展開。兩岸應該由共同的媽祖信俗文化中，發掘民族性裡共同擁有的文化人格特質，以內在文化精神上的心靈契合，引領“兩岸”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未來發展的方向。
天津國際友好聯絡會研究員邵寶明分析了媽祖文化在津台兩地社會生活中歷史變遷和地位差異，認為通過媽祖文化活動可以增進台灣民衆對大陸的親近感和認同感，推動津台兩地文化、經貿、旅游等領域的交流合作，促進兩岸政治關係發展。
台灣國學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張家獻認為，要改變台灣青年人對兩岸關係的迷思，首要從課綱的去中國化來探討，另外得分析年輕朋友接收訊息的習慣性，藉由影音短頻的影響，間接讓年輕朋友對大陸認同破除迷思。建議徵集各行業各領域100位台商故事，藉由心向大陸、憂心兩岸的影視人才，編劇、拍攝、製作，在各大視頻平台播放，以影劇引導台灣青少年建立對大陸、對兩岸的正確認知。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齊艶認為，從未有過參政經驗，柯文哲以“政治素人”身份參選台北市長受到追捧，突破島內一直延續的藍綠政治格局，通過選舉成為“政治紅人”、“ 政治明星”，進而當選為台北市長，被稱為“柯文哲現象”。這一現象意味著台灣選舉政治中出現了新的拐點，表明台北市民厭惡藍綠惡鬥，不滿當前社會經濟狀況，台灣公民運動蔚然成風，尤其是年輕世代政治參與意識空前高漲，期待通過選舉改變現實，新媒體也為其政治參與提供便捷通道。以柯文哲為代表的台灣民衆黨已經成為台灣“第三勢力”或台灣政治版圖中重要的一部分，對台灣政局產生一定影響，在兩岸關係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全國台灣研究會理事鄭劍認為，台灣大量民衆在兩岸關係、統“獨”抉擇問題上的思想心態，已經自覺不自覺地進入“前統一意識”狀態，并推動著整個台灣社會向“前統一階段”演進。這種“前統一意識”集中表現為，一方面認識到兩岸統一業已不可避免且可預見，另一方面既抵觸抗拒又無可奈何。目前主要特點有，對統一的抵觸抗拒情緒化，對統一的恐懼心理日趨加重，反統成為“政治正確”的“道德標杆”，對台海“必有一戰”的認知明顯上升，願意為拒統甚至“謀獨”而戰的比例有所增大，對國際干預的期盼和“感恩”心理持續增強。在台灣民衆的“前統一意識”諸現象中，也有對推進統一有利的一面：對統一必然性和可以預見性的認知實質上升，推崇更加務實和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價值觀，對美國的不信任感依然不低，更多的人能够主動或被動地在兩岸必然統一的大前提下思考規劃個人生涯。
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後張立齊認為，台灣“主流”媒體傳播內容都有為特定政治立場進行政治辯護，大陸方面有很多的信息都會經過台灣的媒體再加工，要麼選擇曲解，要麼片面放大，更多是誇張抹黑，從而培養島內民衆抵觸大陸一切的情況。大陸方面除了仍然保持台胞證作為台灣同胞來往兩岸之旅行證件，還應當考慮核發賦予台灣同胞和大陸同胞一致的二代身份證件，使台灣同胞認識到自身天生就是中國公民。允許台灣同胞“入體制”，包括入團、入黨、入公職，包括了擔任三甲醫院的醫務人員、公檢法人員、以及參軍或成為黨的骨幹等等。
海通文教基金會秘書長陳寰認為，積極探索兩岸高教融合發展，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當前，應當以較大規模招收台灣學生，以全日制本科學歷教育為主，適時開展研究生教育，致力於培養具有愛國情懷、追求知識、鑽研學術、服務海峽兩岸經濟社會發展的複合應用型人才，為兩岸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撑與智力支持。
三、深刻洞察兩岸關係的國際政治背景，爭取戰略主動
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認為，拜登上台以來，多次表示仍然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但亦頻頻擺出力挺台灣、保護台灣的架勢；突出強調“與台灣關係法”，把對台“六項保證”提升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并將台灣問題與南海問題等一起上升到國際秩序高度進行闡釋。這些政策性表態表明，美對台政策服從於中美戰略競爭的定位和需要，拜登不會為台灣問題而不顧中美“戰略競爭”的統籌盤算。同時，美雖表示堅持一中政策，但可能繼續推動一中政策空心化；打“台灣牌”方式也會有重要調整，不會重複特朗普施以亂拳的做法，而是精心選擇議題與切口，使用人所不熟悉、多方面的方式和手段，製造預期外的“蝴蝶效應”，增加中國大陸應付的難度與不適感。另外，拜登在台海問題上利用“與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的具體政策性做法，特別是發生某種事態時的態度和反應，以及對所謂“武統”問題的態度，需高度關注。從長程觀點看，由於國力相對衰退，美為實現戰略目標所積蓄的戰略能力處於退化狀態，很難保證完整實現本來的戰略意圖。在此情形下，美打“台灣牌”的效果將越來越弱，對台承諾的兌現能力越來越差，而台為此付出代價越來越高。
全國台灣研究會原副會長王在希認為，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做法呈現“三化”趨勢。首先是將一個中國政策空心化。拜登在和習近平主席視頻會晤時，信誓旦旦地表示美國將“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但會晤一結束，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就在網上發文，宣稱美國的“一中政策”是建立在與台灣關係法、中美三個公報和 “對台六點承諾”的基礎上。其次是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拜登上台一年來，改變了特朗普單打獨鬥的做法，聯合歐洲、北美盟國和印太地區的日本、印度、澳大利亞以及東盟有關國家，共同來干預台灣問題，使得台灣問題越來越呈現國際化趨勢。三是促使美台關係逐漸趨向官方化。從特朗普開始，美國就違背中美三個公報規定，派遣衛生部長和副國務卿訪台，并允許台灣高官進入白宮。拜登上台後走得更遠，多次安排國會議員搭乘軍機竄訪台灣，邀請台軍參謀總長訪美。美台軍事聯繫合作也在常態化，除了繼續向台灣大規模銷售先進武器裝備、派軍機艦艇頻繁駛入台海地區偵察巡邏外，還夥同歐洲盟國協助台灣研發潛艇和中遠程導彈，對台海和平構成嚴重威脅。
北京師範大學一帶一路學院教授馬勇、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陳鑫認為，近期西方國家與台灣互動呈現許多特點。與台開展多種形式交流，實質交往愈加公開化；以美—台—日同盟為基礎，軍事互動頻繁化；出台多項涉台法案，助力涉台行動“合法化”。以美國為中心形成“輪輻式”利益同盟，美國帶頭衝鋒，日本、歐盟緊緊跟隨，其他國家受到美國政府及盟友的壓力，同樣以“台灣牌”向美國示好。不過，雖然這些國家在針對中國時目標相對統一，但其內部利益分散、複雜，這種利益同盟并非牢不可破。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謝郁認為，民主黨的拜登政府在摒棄特朗普奉行的單邊主義重回多邊主義政策的同時，其對華遏制戰略的著力點集中藉“民主、人權”在香港、台灣、新疆等問題上對中國施壓，中美關係在經歷短暫的節奏放緩的喘息期後，進入了新一輪的“競爭對抗+有限對話”階段。出於對華遏制戰略的需要，拜登政府上台後打“台灣牌”的意願與動能有增無減，但并不願意就台灣問題與中國攤牌破局，所以“台獨”衝到一定程度時，美國就會出面踩一下刹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認為，美國不斷制定涉台法案，在安全、外交、選舉等各方面對台實施強力控制和操縱，台灣實際上必須在美國利益允許的範圍內做規定動作，實施一些不違背美國利益的自選動作，從而出現了隱秘的、非正式的“準殖民地化”。美國在涉台問題上繼續執行“兩面派”做法，即每次在承諾“一個中國”政策未變的同時，都定會在支持台獨方面邁出實質性步伐，并日益呈現出“一虛一實”的趨勢和取向，在“一個中國”政策上玩“虛”，在“台獨”與“台灣牌”問題上玩“實”。美國的盟友體系在涉台立場上也日益動搖，有隨風起舞的，有敷衍了事的，也有投機冒動的。
外交學院教授楊闖認為，政治文化認同是海峽兩岸關係發展的基礎。蔡英文當局大搞“文化台獨”，從教育與文化入手，將台灣歷史與大陸切割，實行教材本土化，到公開在國際社會謀求加入聯合國，倚美謀獨，以武拒統，公開挑戰“一個中國”的原則。如今，台灣20至40歲的年輕一代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民族認可程度趨弱，而自認為“台灣是台灣、大陸是大陸、自己就是台灣人”的居然成為多數。在這種現實情況下，和平統一前景變得模糊，“平津方式”（以武力拿下天津，促使北平和平解放）不失為國家統一的最好辦法。
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李環認為，新時代“一國兩制”發展有望形成“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澳台三種方案”的新格局。“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問題需要認真解決。一是法律問題，這屬於“硬對接”。不管是台灣現有法律的適應化，還是兩岸共同制定一部台灣基本法，都需要厘清兩岸在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國防與外交等方面的制度與關係，兩岸政治談判的相關內容也需以法律的形式加以體現。二是台灣人心回歸的問題，這屬於“軟對接”。血脈相連、人心相通，雙方才能從利益共同體上升為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南開大學教授、閩南師範大學教授朱磊認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既是和談方案，也是實施方案。說它是和談方案，乃是因為為了讓和平談判能够產生實質結果，需要設計出能讓各方接受的可實現共同發展的國家統一方案；說它是實施方案，乃是因為即使統一台灣的方式不是完全和平方式，也可以在統一後實施“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關鍵是要設計出最符合實際需要的促進兩岸融合的國家統一方案，而這個方案不需要以各方均能接受為前提，方案設計的宗旨是要讓台灣在中國大家庭中穩定繁榮發展。“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既是靜態方案，又是動態方案，方案中的很多設計要根據形勢發展變化有不同預案。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張俊威認為，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包括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模糊戰略”是美國台海政策的顯著特點。學術界研究認為，美戰略模糊具有靈活性，避免美國陷入戰略窘境；戰略模糊這一政策的手段或過程雖然具有模糊性，但目的或結果是清晰的，美國旨在通過這一政策維護其戰略利益；美國通過戰略模糊實現有效的雙重威懾，總體上對中國大陸和台灣形成了有效的遏制，讓看起來無法兼容的目標得以實現；戰略模糊的有效性倚賴於美國的強大實力，這是其發揮效果的基礎。美國台海政策的模糊性不變，但兩岸各自內部情形卻不斷變化。一方面，中國大陸整體實力不斷提升，解決台灣問題的能力越來越強；另一方面，蔡英文上台以來，拒絕接受“九二共識”，不斷挑戰一中原則，台灣島內“台獨”勢力日益猖獗。這些因素不斷衝擊美國現有台海政策，戰略模糊未來是否繼續奏效，有待進一步觀察。
四、以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為新起點，建設文化強國
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認為，文化和文明的創新、創造是中國共產黨的天然優勢。中國共產黨風雨兼程100年，在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這其中除了黨的領導和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戰略策略成功以外，必定有文化和文明上的天然禀賦、內生動力和發展活力。既是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一個基礎，亦是文化、文明的復興，勢必生長出一種新型的文明形態。從現實角度看，中國道路發展到今天，我們越來越需要從文明、文化的角度來提煉它內容的規定性。正當世界處於百年大變局的形勢下，我們講清楚中國道路的文明屬性和特徵尤其顯得緊迫。在和西方既針鋒相對的情況下，又有禮、有節、有利地講好中國故事已無法迴避，應努力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促進人類文明交流，提升國家文化的軟實力和中國文化的影響力。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申曉若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是一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經典之作。小康，以史為鑒，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和平、和睦、和諧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元素在講話中得到充分體現。這一重要講話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歷史智慧和政治智慧，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說明問題，解疑釋惑，闡述理念，推動發展，為治國理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強大精神力量，有力彰顯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中國政法大學中國和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衛靈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民族文化的支撑作用，這需要把承襲中國傳統文化與時代發展結合起來，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與愛國主義精神結合起來，與當代中國社會的普遍需求對接，大力傳播具有當代價值的中華文化。要重視中華文化與各民族文化的關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海內外炎黃子孫有著同樣的民族文化淵源，這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所有華人華僑。要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奠定文化基石，在經濟、政治、文化、安全等各個領域，發出中國的聲音，傳播中國的理念，拿出中國的全球治理方案，清晰地表明中國的立場，不斷構建中國特色的東方大國形象。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博士生陳宗華、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生祝婕認為，在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之際，國外部分左翼政黨和共產黨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共產黨的百年發展歷程及成就做出了評述，主要包括高度評價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成就，正確理解中國共產黨百年實踐經驗，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全球治理，批判西方新自由主義等。對這些評述進行梳理，一方面有助於我們“換位”瞭解國外部分左翼政黨和共產黨對百年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的認知與思考；另一方面也有助於講好黨的故事、傳遞黨的聲音，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
華夏訊網總編輯衛如珍、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研究生李卓認為，我國當前傳媒宣傳能力與我國日漸增長的經濟地位尚不完全匹配，我國對自身國家發展路徑的話語體系與今天中國迅速提高的國際地位尚不完全匹配，我國將中國故事融入日常文化產品的創新創意能力與人民群衆對文化產品的需求尚不完全匹配。應當從建設好中國話語、講好中國叙事、突出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深化同全世界的人文交流、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等方面入手，努力將中國的成功經驗講到全世界、將中國的發展成果講到全世界、將中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講到全世界。
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國穆斯林》雜志主編敏俊卿、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原副會長洪長有回顧了泥堡村回族為紅軍熬製古樹茶、岷山腳下回族與紅軍深情相擁、六盤山下回族夾道歡迎紅軍到來等回族群衆支持長征的具體實踐，認為這充分表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各族群衆的歷史選擇，民族平等是各族群衆支持革命的重要基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各族群衆的福祉所在。新的征程上，要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團結起來，把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使各民族共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偉業。
廣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設計總監祝三、右府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莊嘉宏認為，NFT（Non-fungible token）中譯為“非同質化代幣”，係代表 NFT 作品不像是錢幣、紙鈔、比特幣（Bitcoin）等這類可以被複製、互相取代的“同質代幣”，而為一種具有唯一性的數字資產，其唯一性係藉由區塊鏈（Blockchain）的加密技術、去中心化等特質而達成。簡而言之，因為係以區塊鏈技術為基底，當創作被設定成NFT創作後，包含作品名稱、作者姓名、交易日期等所有數據都可以儲存於區塊鏈，并且會產生出獨一無二的專屬鏈接。因此，每一個NFT作品都具有不可替代與不可複製的特點，突破了數字記錄仿製容易、追源不易的先驗默認，讓在網絡世界原生的創作與內容（content），可以如同實體資產般地被溯源和認證，亦即任何人都可以透過所在的鏈接查詢某項NFT的來源、轉手過程、第三方單位驗證等信息。建議政府支持NFT發展，采取租稅減免、放寬文化類別知識產權的保護、制定企業盈餘回饋社會的獎勵機制等舉措，在新時代塑造出全民參與的形式，由下而上地建設出新的文化強國。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2月號，總第29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