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需求收縮並不是需求總規模減少，而是無法延續以往的高增長態勢。回顧中國經濟增長的歷史，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得益於全球化產業轉移浪潮，中國依靠完善的產業基礎以及廉價高素質勞動力，出口規模連年攀升，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工廠”，全球市場份額長期維持在17%～20%之間，超過千種品類商品全球第一。一方面，要看到經濟全球化成就了中國外貿出口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也應看到中國外貿出口接近了天花板，這意味著中國外貿出口也不可能維持長期的高增長。
內需部分也存在類似問題，經過改革開放特別是新世紀二十年經濟突飛猛進增長，中國居民生活水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城鄉非貧困人口中大件消費品基本滿足，傳統大宗消費品市場趨於飽和，消費增量主要依靠消費升級，服務業新模式、新業態以及高科技產品普及推廣。投資作為三駕馬車最重要的部分，產業規模巨大、門類齊全、基礎設施完備，在各領域的固定投資邊際效益不斷遞減，過去二十年依托房地產市場撬動的土地財政和地方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拉動模式，也隨著城市化率的提升和人口結構的變化難以持續。
二是供給衝擊排除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不可抗力因素，外部供應鏈不穩定是全球化國際分工帶來的重要變數。中國經濟快速產業升級正是得益於對外開放利用境外先進技術和市場資源的結果。與此同時，中國產業部門和企業參與全球化進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外部依賴性強的突出矛盾，這主要集中於戰略能源資源類商品、高端裝備製造和關鍵性工業原料元器件等領域。如果不能盡快解決這些“卡脖子”技術問題，我們就會長期受制於人，形成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被動。
雖然供給衝擊對產業部門影響更為顯著，但剔除對特定地區的貿易封鎖外，全球供應鏈衝擊對各國生產者來說都難以獨善其身。反觀中國製造業因形成完備的產業鏈配套、高效靈活的反應機制和強大韌性的自救能力，可以在全球市場受到衝擊的情況下化危為機甚至乘勢崛起。與此同時，供給衝擊迫使原來依靠境外供應商優質原料的本土終端產品生產企業不得不尋找國內替代廠商，或者在國際市場產品價格飈漲時抓住機遇提升國產替代品的性價比和競爭力，從而加快促進國產替代進程。
三是預期轉弱這個問題較為特殊，預期根植於經濟活動參與者主觀意識中或傳播於媒體輿論中，並沒有直接與經濟活動本身相關聯。但預期是經濟活動主體特別是金融投資者決策的重要參數與變量，是宏觀經濟中最顯著的信號傳遞。中國過去二十年長期的高速增長，使得很多經濟活動主體形成了慣性思維，認為中國經濟高增長周期仍會持續，這種認知和預期既不符合經濟規律也會造成盲目樂觀，進而導致企業高杠杆舉債擴張等加劇經濟周期過熱的情況發生。與之相反，對經濟增長前景過於悲觀也同樣會導致經濟活動劇烈收縮從而影響經濟運行的穩定性。
文章指出，一個經濟體在不同發展階段需要有不同檔位及增速。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加快發展社會生產力，改變貧窮落後面貌，採取了高積累高投資的經濟增長方式。高投入必然需要高回報才能維繫，客觀上要求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速才能實現自身經濟活動的動態平衡，以及延緩人口就業等社會壓力。但是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後，國民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2021年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三產業占比已超過55%。第三產業相比第二產業，難以實現高增速所需的資本積累率，對高積累高增長模式也沒有天然依賴。為此，經濟增長對固定資產投資和外貿出口的依賴度就會顯著降低，相應的經濟增長預期也應該降低到匹配檔位，這樣更加符合經濟運行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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