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驅動引擎正從傳統經濟向數字經濟換擋。《“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將優化升級數字基礎設施為重點任務之一，雖然當前新基建的投資規模與老基建尚有較大差距，但市場空間與投資潛力值得期待。隨著數字經濟頂層戰略的確立，2022年國有資本有望成為積極參與新基建投資的主體，大幅提升新基建對穩增長的邊際作用。
疫情衝擊漸次減弱
寬信用以暢通信用擴張機制為核心目標，有序推進中國經濟穩增長。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宏觀政策需要隨著經濟內外部的客觀事實因勢而謀。2020年，新冠疫情這一百年難遇的公共衛生危機阻斷了全球經濟的複甦路徑，全球經濟增長一度陷入停滯，隨之引發全球緊急降息潮及宏觀杠杆率的大幅上升。為應對疫情造成的外生衝擊，中國寬信用政策加速釋放，M2（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迅速由1月的8.4%上升至4月的11.1%，社會融資存量同比增速呈趨勢上行。疫情演化至今，雖然國際形勢變幻的外部不確定性依舊存在，但疫情本身的經濟衝擊正在漸次減弱。當前中國經濟將穩中有進作為發展目標，是複雜形勢下中國改革開放再出發的內在要求，穩增長的壓力更多體現在新供給衝擊的“滯脹”風險及經濟結構轉型的陣痛之上。
因此，本輪寬信用需要區別於此前外生衝擊之下的強力政策對衝：其一，寬信用力度適中，基建投資將循序漸進推動實體經濟修復，社會融資增速難以達到2020年的高點；其二，寬信用主體為政府與國企，需求側政策主要發力於保“穩”，通過擴大政府支出和保障民生需求引導實體恢復，房產調控雖有邊際放鬆但基調仍將延續；其三，寬信用的重心在於暢通信用擴張機制，相較特殊時期的大幅信貸擴張，本輪寬信用將更加著重追求質量的突破，夯實經濟複甦的產業基礎、行業基礎、環境基礎和民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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