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以國外機構對中國經濟的悲觀預測作為參照系，看應對這些挑戰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如凱投國際認為中國由於未來勞動力增長是負的，因此難以實現自己的增長目標，預計中國不會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再如韓國央行認為中國未來15年增長速度可能僅為3.5%～4%之間。我們來做一個粗略的模擬。假設美國經濟以2.25%的速度增長，而中國為實現經濟翻一番需以每年5%左右的速度增長，那麼大體上在2030年之後超過美國。但如果按照韓國央行的預測，中國只能實現每年3.75%的增長速度，則無法實現超越美國的目標。悲觀的預測主要基於兩個原因：第一，伴隨老齡化加深，中國未來的勞動力將是負增長，削弱了經濟增長潛力，這是供給側的因素；第二，中國人口負增長抑制消費，使既有增長潛力不能實現。這兩個理由其實是不成立的。我們可以以供給側（勞動力供給）和需求側（居民消費）改革為著力點，通過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應對經濟增長挑戰。
破除二元結構的關鍵抓手
文章指出，首先，提高勞動生產率是關鍵。目前，中國80%的農業勞動力對應的耕種面積僅在1畝到7畝之間，對比一些國家家庭農場擁有的大規模土地面積，中國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受到土地規模的嚴重制約。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農業勞動力生產率為3830美元/年，僅為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12%，甚至低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為應對這個問題，一方面要靠分子效應，即依靠科技提高單位勞動的農業增加值；另一方面要靠分母效應，即通過向非農產業轉移減少單位產出使用的勞動力。
其次，勞動力轉移和城鎮化助力經濟增長。假設在“十四五”期間，農業勞動力的比重降低10個百分點，即從23%降到13%，那麼每年非農勞動力供給可以增加2.7%。這就否定了凱投國際和韓國央行關於中國未來勞動力是負增長的假設。這就是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即通過促進勞動力轉移來增加勞動力供給，進而提高潛在增長率。在需求側，如果能夠消除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差別，即可增加2.6億城鎮戶籍人口。按照OECD研究人員的估計，農民工獲得城鎮戶口後，其他條件不變，消費支出即可提高30%。如果繼續促進勞動力轉移，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他們的消費也可提高30%。可見，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可以大幅度擴大居民消費需求。
再次，規模經營既有潛力也有需求。小農戶利用各種生產社會化服務，在實際擁有的耕種面積不變的情況下，也可以實現規模經營，獲得規模經濟收益。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曾經指出過農業生產要素的“不可分性”具有特殊的表現。這裡，農業生產托管就是解決不可分性、實現規模經營的典範。目前，中國托管面積畝次占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2/3，這種降成本增利潤的社會化服務的推廣，就是在穩定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前提下中國特色的規模經營道路。
最後，科技創新和科技向善。金融創新、技術創新、產品市場創新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包括豬循環的難題。難點不在於創新能力，而在於農業比較效益低、在技術上存在免費搭車現象，因而不能產生創新激勵。因此，第三次分配領域不僅要倡導慈善事業，更主要的是鼓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包括倡導科技向善。例如，大數據可以解決很多過去技術解決不了的問題，關鍵在於要創造一種激勵和氛圍，形成正確的利益導向，讓大數據可以為“三農”服務。這個導向不僅需要物質回報，更重要的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感。
綜上，消除二元結構是未來15年重要的改革任務，既不可回避也不容延誤。從這裡的分析來看，這些改革都可以產生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從供給側看就是提高潛在增長率，從需求側看就是擴大居民消費，以保障潛在增長率得以實現。當我們把改革舉措落在了鄉村振興的整個過程中，改革紅利也就可以成為戰略實施的動能，可以解決鄉村振興的資金來源和激勵來源等難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