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開放和國際化不但給美國帶來了一流的人才和智力資源，多元化並富有活力、創造力的學術共同體，也取得了卓越成就和豐碩成果。美國作者所著的科學與工程論文在全世界被引用頻率最高。與此同時，在全世界多個國家作者合著的科學與工程論文中，35%的文章至少包含一名美國作者。即使在美國近年來對中美科技交流與合作設置重重障礙的背景下，中美兩國的研究者仍然互為對方最重要的合作夥伴，美國喬治敦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發布的一項最新研究顯示：在人工智能領域，美國和中國研究人員發表的高影響力論文中，有65%是美中合作的成果。
由此可見，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將正常的、對雙方互利的研究合作與學術交流視為“洩露機密”，將在科學界普遍存在的、基於科學家個人興趣和科學共同體共識的學術兼職、訪問工作、國際評審視為隱瞞和欺詐，戴著有色眼鏡、甚至用放大鏡、顯微鏡去“檢查”科學家的行為，本身就是反科學的。而當科學議題被“政治化”，國家安全被任意化、擴大化後，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學術獨立與自由受到挑戰、科學家的職業信心受到打擊，而這從長遠來看對科學事業的影響是巨大的。
“中國行動計劃”被終止並不意味著美國政府對中國在科技領域遏制思路的轉變，我們更應關注的是“中國行動計劃”之後是什麼？特朗普時代以來出台的技術出口管制、留學簽證限制、科研項目審查等一系列措施，不是美國科技事業發展的助力，反而是阻力。美國科技界的有識之士也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因而，在當前形勢下，更應加強中美雙方科技界、特別是學術共同體和民間的對話與交流，使科學能夠回到自身應有的軌道上來，把科研活動包括合作的選擇權交還給科學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