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7日電/選委會委員、中國僑聯委員、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吳志斌今天撰文表示：香港的疫情無疑是到了“最吃緊”的關鍵時刻，亦是處於與病毒對抗的膠著對壘的危險階段：一方面是連續數天確診破五萬，日日刷新高，但由於檢測速度和上報效率的不及時，這些數據只能是一個感染個案的“初步估值”。另一方面，即便內地和中央政府源源不斷地在人手、生活物資、藥品檢測以及建立防控硬件方面處處緊急馳援，慷慨無私為香港解燃眉之急，但由於香港疫情宛如“決堤洪水”，有效救助機制的不足和面對公共衞生危機的處理警惕性不高而致各項危機處理決策的滯後，造成了抗疫的手段和政策雖有決心和力度，但在落地實踐方面始終有“隔靴搔癢”之狀，這使得民眾在短時間內看不到有效遏制疫情的轉折點，更使抗疫出現了雖有同心，但力出不同的“亂序現象”。
本港防疫抗疫決策體系“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尷尬局面，有極為重要的一部分來自於對現有醫療資源的非科學化管理和非優化利用，這導致了“生命至上”的原則無法在抗疫反擊戰中得到鮮明體現，也同時阻礙了社會多層次多維度的抗疫力量的聚攏，使得防控本身無法精準化，協作化，使得部分不懷好意的猜疑和蠱惑人心的謠言 “風聲四起”，興風作浪。換言之，香港抗疫的主要困境看似來自於“先天不足”的客觀環境，實則是管治層的主觀慣性思維所致。
對抗新冠，無非一是救治確診者，人命為重；二是切斷傳播鏈，精準防疫。如今香港確診人數日日爆表，無論放在哪個同樣規模大小的城市，都會使得當地醫療設施和資源倍感壓力。救人就是跟病毒賽跑，跟死神較勁。面對如今的感染現狀，政府的醫療體系首先要分得清輕重緩急，救重扶輕，盡快釐清醫療服務亂象。公立醫院必須讓老弱病殘的危重病人優先得到及時的救治，要讓重病的患者先坐上救治的“擺渡船”，實現有的放矢，精準化提升救治率，降低死亡率。2月26日，消防處處長梁偉雄在接受採訪時指出，由於數百名消防處救護人員確診，如今的救護服務非常嚴峻，救護車流轉情況急降，萬不可以“先到先得”的方式來處理救護車召喚的請求。
其次，普通的或者是輕症的乃至無症狀感染者應該被及時送入方艙醫院和隔離點，避免他們成為新的傳染源頭。而疑似確診或具有家庭隔離和治療條件的患者應該積極調整心態，依靠自身能力完成自隔自救自治。在如今感染肆虐的惡劣條件下，能自我救治就是幫助香港社會減輕一份負擔，能自我防護就是給周圍的人群多一份保障，能讓更需要的人坐得上救護車，就是使得防控的資源得到更進一步的精準投放。關鍵時刻，基層同鄉社團要主動積極地投入到抗疫之中，除了必要物資發放和慰問關心，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以同鄉為紐帶的互救互助社群。以筆者所在安徽聯誼總會為例，在第五波疫情的伊始，總會便採購了大量緊缺物資如連花清瘟和自測包，48小時內送到鄉親手中，以解鄉友的燃眉之急，很好地解決了鄉友的擔憂與急救之需。隨後，我們建立了微信抗疫互助群，邀請了安徽省港區政協委員黃傑中醫師和張漢明醫生入群提供義診，為確診和疑似確診的鄉友及家庭成員提供救治經驗和防護建議。網上雲義診的服務起到了互通病情，了解病因，穩定情緒的良好作用，進一步提升了患者的康復信心。更重要的是，總會根據“就近資源，結對幫助”原則，我們對會員信息進行配對，分批次組織義工開展互助行為，為居家隔離自治或行動受限制的鄉友提供生活支持，實現抗疫物資精準、切實有效發放。
此外，香港抗疫政策的制定也需要精準多維。一方面，香港控制疫情需要有時間上的“縱深感”。國家衞健委新冠肺炎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曾指出，內地抗疫的成功主要是得益於“精準防控”——“精準開展流行病學調查、追蹤及管理密切接觸者、劃定疫區及疫點範圍、開展臨床救治，並保障老百姓正常生活。”但對香港而言，既無法追蹤患者的過去行蹤和密接人員，在當下救治病人方面管理混亂，就更不要提未來幾周所要進行的“全民檢測”計劃和“禁足”安排了。關於強制全民檢測，如何檢，要不要禁足，如何禁足，禁足期間基本的物資保障和生活供給要如何維持——對於這些細節，港府相關人員說話一天一個樣，老百姓更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這就促使了部分市民“輕信”了謠言。一窩蜂地蹲守超市搶購。這樣看來，政府在“精準抗疫”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失策失職，不僅沒有做到追溯源頭，救治有方，更不要提制定縝密嚴謹的抗疫計劃，這使得抗疫本身不僅理念模糊，甚至還常常出現被疫情牽著鼻子走的被動抗疫現象。
另一方面，香港抗疫的體系要形成多維互動，團結一致的空間脈絡。港府要承擔“主體責任”，必須要發揮組織、統籌和領導的核心作用。其第一步就不應該讓拿著高薪的公務員居家辦公，他們應“身先士卒”，成為香港抗疫前線的一員，勇挑重擔，敢於當擔，甚至要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在第五波疫情沒有爆表的時候，公務員居家辦公為的是出於防治目的，減少人流接觸。但是，如今的疫情是給香港社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面對著內地風塵僕僕，不計回報的醫護人員和專家，在面對香港防控人手緊缺的情況下，特區政府的公務員有什麼理由在香港危機的時刻還在“居家辦公”？公務員的抗疫“缺席”必然會造成市民的不良觀感，進一步影響港府的公信力。此外，各區議員、各鄉事委員會以及社區服務主任應主動出擊，形成“責任包乾本區，服務街坊”的態勢。同鄉社團則要安撫服務鄉友，精準施援，守望相助，成為政府抗疫的幫手與補充。管治層和同鄉基屋社團裡應外合，形成多維度的防控網絡，建構及時的溝通平台，讓物資和救治精準到位，使得抗疫資源得到最高的利用率。
香港疫情越是嚴重，越是吃緊的時候，就要越有勇克“難啃山頭”的心態和姿態。所謂“天時地利人和”，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中央搭橋送物資，南下送人力，但這場必須要打贏的生命之戰，不知港府是否看得清“天道人心”，走得好這條“艱難之路”，攻得下這場與死神競爭的“黑暗之壘”？
作者為安徽省政協委員，來源點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