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縱觀中國脫貧歷程，芮澤總結出四點經驗思考。其一，改革開放與大量公共投資的結合使中國能夠利用本身所具備的有利初始條件，追趕上東亞其他國家的發展步伐。其二，收入增加、人口變化和勞動力重新分配推動了貧困減少。其三，在過去十年中，政府為消除極端貧困的＂最後一公里＂所做的努力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成功。但這一點仍需要更多的證據來證明此類政策的成本效益。其四，強有力的績效激勵、數據驅動的政策、多個利益相關方協調等有效的治理能力，支撐了中國的經濟轉型和有針對性的減貧工作。“但是，”芮澤先生強調，“中國的制度性安排是獨特的，且難以複制。”
在談及中國未來脫貧議程時，芮澤認為，中國要重新審視貧困線，將政策從原來的聚焦農村地區擴大到覆蓋城市移民和城市地區。中國雖然已經消除了極端貧困，但其國家貧困線還遠低於其他中等收入國家。按照典型的每天5.5美元標準，2018年中國仍有接近25%的人口處於貧困狀態。對窮人而言，勞動收入仍然是其擺脫脆弱性的關鍵途徑，而經濟轉型尚未完成，三分之二的貧困人口在農村，鄉村振興是否又是這一問題的最佳答案？在城市地區，則生活著三分之一的貧困人口，其中許多人是城市移民，目前無論是有針對性的扶貧政策，還是現有的社會保障安排，都無法完全惠及城市移民和非正式工人。
“此外，解決長期存在的不平等問題也是中國未來的脫貧議程之一。”芮澤分析，儘管最近中國在努力減少不平等現象，但不平等現象仍然很嚴重。用以縮小區域收入差距而投放在基礎設施上的巨額投資，其代價是建立在日益增長的債務和逐漸減少的回報之上。家庭內部跨代的社會流動性也一直在下降，背後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公平失衡，擁有城市戶口的居民更易獲得優質教育。
“中國的經濟轉型尚未結束，未來它會被服務業所驅動。”在講座最後，芮澤對中國未來經濟形勢作出展望。在他看來，服務業可以促進生產力發展，但其技能集約程度會高於資本集約程度。中國在資本深化方面已接近飽和點，下一階段的增長將需要依賴更多人力資本。鑒於機會平等的重要性，中國的共同富裕議程將是其增長議程的關鍵環節。中國的淨零目標加劇了調整社會政策的必要性，而這也同樣會支持經濟的靈活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