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主導西方政治
早前，美國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戰略收縮，將重點調整到與主要對手的大國競爭上。為此，美國不斷地毀約退群，北約、G7等西方重要軍事和經濟組織的功能不斷被削弱，一度使西方世界仿佛陷入“領導真空”。尤其是在美國國會山事件和阿富汗撤軍後，各國對美國作為西方“民主政治旗手”的質疑達到空前的高度。在這一背景下，激化烏克蘭問題成為美國重塑其西方政治領導者地位的最佳契機。拜登政府一改特朗普政府對烏克蘭問題漠不關心的態度，採取進攻性策略，在烏克蘭加入北約問題上持續作出積極表態，同時加大對烏克蘭的實質性軍援以刺激俄羅斯，最終造成了俄烏衝突的爆發。
衝突爆發以來的短短兩個月內，“腦死亡”的北約在美國主導下蘇醒，採取共同行動向烏克蘭持續提供大量武器和軍用物資，調兵遣將積極布防東歐沿線，同時繼續推動北約擴容，意圖納入芬蘭和瑞典。美國領導G7與歐盟積極合作對俄羅斯施以多輪極限制裁，並脅迫各國選邊站隊，加入對俄羅斯的全面制裁與封鎖。3月24日，北約峰會、G7峰會和歐盟峰會於同日召開，美國總統拜登在三場峰會中風頭盡顯。俄烏衝突讓美國在政治上收獲滿滿，西方盟友重新唯其馬首是瞻，剛剛抬頭的歐洲戰略自主胎死腹中，主要競爭對手俄羅斯則受到削弱。美國甚至妄圖攜俄烏衝突中重組的盟友體系，向其“首要競爭對手”中國進行政治脅迫和經濟干預，以在其大國競爭戰略中搶占先機。
大肆攫取經濟利益
攫取經濟利益始終是美國製造地區衝突的重要考量。俄烏衝突對全球經濟金融的負面衝擊巨大而長遠，尤其是對地理上毗鄰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並與三國有著緊密經貿聯繫的國家。反觀美國，其遠離衝突地區，與上述三國的經貿規模十分有限，甚至與俄羅斯在能源和農產品等領域還存在競爭關係，因而在俄烏衝突中有可能通過各種渠道獲得可觀的經濟收益。
第一，全球避險資金回流美國，彌補升息縮表的流動性缺口。俄烏衝突點燃全球金融市場的避險情緒，美元作為最重要的避險資產自然成為全球資本的首選。外匯市場上恐慌性地拋售盧布、歐元和英鎊資產，瘋狂買入美元資產，使美元指數從衝突爆發前的96一路上漲至103，創近5年來新高，且在美聯儲加息的加持下會進一步走高。
第二，美國軍工複合體訂單大增，對外軍售開啟新空間。受俄烏衝突影響，歐洲各國緊急提升國防預算，德國批准1000億歐元專項國防資金，今後將其國防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2%以上，波蘭、芬蘭等也都拋出軍購大單，由此帶來的蝴蝶效應必將加劇全球新一輪軍備競賽，全球國防預算規模將會急劇躍升至新的台階。在全球軍售市場最強有力競爭對手俄羅斯被極大限制的條件下，美國軍工集團的訂單將會從“老夥伴”和“新夥伴”那裡紛至沓來。
第三，美國能源集團迎來新的機遇，在全球市場所占份額將穩步提高。俄羅斯是國際能源出口大國，其天然氣、石油和煤炭等儲備量在國際市場尤其是歐洲市場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頻頻施壓歐洲和世界各國，對俄羅斯的能源出口步步緊逼，導致國際能源價格一路走高。本來，美國頁岩油和液化天然氣成本和售價較高，在歐洲市場並不具備競爭力，但俄烏衝突下的歐洲及美國其他盟友不得不放棄廉價、便捷的俄羅斯能源，轉而購買美國的高價能源，助力了美國能源在國際市場上的開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