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類即使擺脫新冠疫情的衝擊，病毒與人類共存，但新冠一定會給人類增加防護成本、健康成本，這個成本就像“9•11”恐怖主義直接導致全球安保成本急劇上漲，雖然這些成本在核算角度有些是GDP的收益，但大家一定要認識到，這就是一種成本。如果沒有新冠疫情，我們不會支付這些，不會有大量的物資、人力進行這些領域的生產和服務。
第二，逆全球化帶來的影響。逆全球化不是新冠疫情導致的，而是整個世界格局發生變化的產物。中美貿易衝突直接使各個國家對於傳統分工體系，也就是過去30年以垂直分工為主體的供應鏈價值鏈的構建進行了全面的反思，世界必須更加注重安全而非單純的效率。所以，各個國家都在構建自己的內部大循環，都在對關鍵技術、核心技術制定“備胎”計劃。因此我們一定會看到全球分工的重構，全球供應鏈會短變寬，各種“備胎”計劃會源源不斷推出。這些舉措一定會導致全球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和成本的上升。所以，即使疫情停止，也會看到逆全球化的現象不會停止，反而可能在大國博弈中加速，這個加速會導致各國生產成本增加。
第三，《巴黎協定》之後，各國簽訂的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協議直接使全球進入了綠色轉型的新時代。綠色轉型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將過去各種亂排放、大量排放通過成本顯化進行技術替代，減少對全球氣候的干擾。因此所有的綠色轉型首先是一個成本概念，之後才是一個技術創新概念，然後才是一個綠色轉型之後的收益效用分配的概念。在全球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基本實現的過程中，很明顯的就是綠色成本會大幅上揚，很多國家綠色金融的增長速度都是兩位數，很多國家把這項指標作為一個很重要的政績，但是這表明世界經濟的成本在急劇增長。
第四，地緣政治惡化。人類在過去幾十年裡，戰爭逐步減少時，大國之間的博弈、區域之間衝突已經成為常態化，因此地緣政治帶來了防務成本的增長。雖然防務成本增長有可能在短期會成為GDP，但是大量的防務成本特別是戰爭消耗的成本一定是人類的負擔，而不是人類進步的動力。
第五，高債務時期。如果按照現有的產權格局承認債務的必須償還性，那就必須想一想解決辦法。人類歷史上解決債務很重要的兩種方法，一是大危機，通過破產來解決債務關係。二是大通脹，國家通過大規模發鈔票，通過徵收通貨膨脹稅來解決政府的債務。
這五大因素再加上全球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短缺，就大致可以導出一個結論：人類在未來一段時期將在這種大變局中步入到高成本時期。這種高成本，一方面會形成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另一方面會轉換成通貨膨脹，這是我們必須要從根本邏輯去體會的。
中國在大趨勢中的戰略格局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再來思考中國的戰略定位，就會得到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可能充滿希望的結論。為什麼呢？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中心、世界的創新中心，在整個供應鏈上有著獨特地位。面對未來高成本和高通脹的時代，它的戰略定位又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對於我們來講，很可能是一個新的戰略機遇期。簡單講，俄羅斯現在12%的通貨膨脹，歐洲5.8%的通貨膨脹，美國7.9%的通貨膨脹，土耳其、南非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而我們的通貨膨脹依然維持在2%。在這種競合關係中，中國的出口仍然會維持欣欣向榮的局面，中國超大市場經濟體將進一步發揮它的作用，這是我們進行戰略性考慮時必須關注的。當然還有很多戰略性的考量，包括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於結構性的衝擊，要考慮這種通脹過程對於困難群體的衝擊以及如何加強對他們的保護。我們在思考世界問題時首先要看到大趨勢，以及大趨勢背後的推動力，要看到中國在大趨勢中的戰略格局。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劉元春（上海財經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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