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揮數字平台配置作用，實現效率變革
文章指出，新動能的出現將引發新型生產關係的構建，數字平台正成為各生產主體交互的重要載體。數字平台具有主體多元化、客體規模化、結構復雜化等特徵，本質上是一個由多主體交互作用、數據與技術驅動的復雜適應性生態網絡系統。數字平台的“內核—接口”架構機制既能分化出承載不同功能的子模塊，又能按照一定的設計規則將這些模塊有機地整合聯繫起來，以滿足不同維度的經濟發展需求。數字平台集中了主體、技術、資本、資源與創新等多維度要素與能力，從而能夠利用數字資源通過網絡效應、邊際規模遞增效應破解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由於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資源錯配、配置效率低等問題，促進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融合融通，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持續推進整體經濟運行提質增效。
實現數字經濟的效率變革，實際是探索發現數字平台主體新交互方式的模式與規律，進而變革傳統的企業管理、社會治理手段與制度，挖掘平台最大的資源配置潛力。首先，要轉變社會經濟治理視角，從治理個體視角轉變為治理平台視角，明確完善平台主體的權與責。其次，通過數據的開放流動與聯通共享，促進價值鏈上各企業間以及跨價值鏈跨行業的不同組織間開展大規模協作和跨界融合，實現價值鏈持續優化與再造。最後，根據平台技術架構的特性，分化出承載不同功能的子模塊，按照一定的設計規則將這些模塊以新的邏輯重新整合，通過市場機制自發地滿足不同維度不同領域的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提高不同要素間的資源配置效率，激發創新思維、創新能力、創新活力，從而實現效率變革。
營造公平有序市場環境，實現協同治理
文章表示，從歷史角度看，每一次重大的技術進步都會顯著提高勞動生產率，從整體上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發展，但也常常出現新的倫理、治理問題。如果不對數字經濟發展加以有效治理，數字技術創新即使在經濟效率上取得成功，也很可能不利於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從而影響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祗有鼓勵不同層級和不同主體之間的良性競爭、協同治理，數字經濟才能產生對新經濟增長範式的適應性，實現全社會系統整體功能的優化。數據要素不同於其他生產要素，其本身作為高度虛擬化的非實物對象，要實現清晰的產權界定極為困難。很多非互聯網企業、機構和消費者在觸網過程中留下的數據被大型數字平台企業收集占有，導致相關主體參與數據要素報酬分配過程受阻，產生報酬與貢獻度不匹配等問題。因此，必須強化數字經濟規範化監管，提高政府監管的科學化水平，建立“政府管平台，平台管從業者”的雙層管理體系，重視數字經濟領域對資源配置是否優化、是否公平的分析與監督，規範數字經濟發展，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提高數字經濟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無處不在的數字基礎設施、按需使用與共享的新模式以及各種數字賦能改造的新商貿零售、科技金融等降低了個體參與經濟活動的門檻，使得數字經濟出現“人人參與、共建共享”的普惠格局。數字經濟健康發展，需強化協同治理和監管機制，創新協同治理模式，強化跨部門、跨層級、跨區域協同監管，明確監管範圍和統一規則，加強分工合作與協調配合，推進政企聯動、行業聯動的信用共享共治，探索開展跨場景、跨業務、跨部門聯合監管。數字經濟的共建共治共享，一方面要鼓勵企業打造一體化數字平台，提升企業內部和產業鏈上下游協同效率，發揮產業互聯網的創新應用，增強網絡化協同能力；另一方面要推動政產學研等多方主體共同參與，形成經濟領域的多元協同生態，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以場景引企業、企業帶產業、產業建生態。在縱深推進數字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政府作為核心主體，以搭建數字經濟框架、培育各類治理主體、規範數字經濟環境為職責，通過整體性協調促使各子系統功能之間產生良性耦合。同時，直面這種新型生產關係背後的新治理問題，通過治理網絡中各主體、各層次協同行動，同步滿足人民群眾、企業等微觀主體和宏觀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通過流程再造、模式重構、制度重塑等系列手段實現量化閉環監管，進而推進數字經濟整體系統優化，推動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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